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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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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末重庆
两天之后白莎真的来了。“舅舅,你看我没失言吧?”白莎笑道。她轻快的脚步让我又重拾了在自流井家中的感觉。
“没想到。我想你忙,可能也未必真想来看一个老家伙,就让德诚收拾行李,准备回自流井了。”
“舅舅,我前两天忙着写稿子,总算把几篇欠的账发出去了,所以就跑来看你啦。你再多待几天不好吗?我还有好多想和你聊呢?”
我稍许迟疑,只是支吾了两声:”好。好。多待两天也无妨。”
白莎从蓝布手袋中拿出两篇稿子,兴奋地和我说道:“这篇是给《生活》周刊写的。美国那边现在对中国的抗战很关注。不少政客本以为中日很快会停战的,没想到国府这次是真下决心抗战了。美国百姓还是很同情我们的,《生活》已经出了好几篇文章了。”
“嗯,这也很好。如果能有美国的帮助,政府的局面应该还是会有起色的。”
“前些日子白牧师给我写信,说他和伊莎白小姐在波士顿和当地的留学生一起组织了一个中国抗战救援会,已经募集到不少资金。”
“他们好吗?”我问道。
白莎点点头,然后沉吟了片刻,叹道:“也不是太好。白牧师好像身体大不如前了。伊莎白小姐说她父亲现在常看着窗外发呆,有时也会拿出以前在中国的相片看上很久。”
“舅舅,你能帮我个忙吗?”白莎停顿了片刻,看着我,似乎在考虑是否把事情说出来。
“当然,要怎么能帮上你?”
“白牧师有封信,想转给蒋夫人。他希望蒋夫人能够去美国,让更多的美国百姓支持我们的抗战。我记得你上次提到俞先生邀你去见蒋夫人,只是怕你已经回了他。我知道你不喜欢这种场面的,不过为了白牧师,也是抗战,帮帮我吧。”
“俞先生那里我没回,不过也没问俞先生是哪天。你既然需要,就让德诚去问问,但愿还没错过。”
“不会错过的,”白莎的声音中透出几分激动,“报纸上都有报道的,是三天以后。不过本说孙夫人和孔夫人也会来,但是好像她们在香港,也许来不了了。”
白莎对这活动如此了解,倒是让我有些惊异。细想下,她该是有备而来的。不过,既然是为抗日,又是白牧师所托的事情,无论如何是要帮忙。我把德诚叫来,让他速去俞先生那里,要两张请帖来。
德诚走后,白莎接着和我闲谈,却又不时沉默,倒不比以往那般没得隔阂了。
“你准备在重庆长住吗?”我问道。
她轻轻地摇摇头,望着手中的茶杯:“也不一定。重庆说是战时陪都,但有办法的人想着跑去香港或是欧美,没办法的人也就混吃等死了。”
“这么悲观?”
“舅舅,你可能不太走动。其实重庆还不是最乱的。我到重庆前先到的武汉,更是什么都看到了。一边有人在组织抗战,一边不少国府的大员,其实也想着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停战回南京了。唉,真不知道他们要是回去怎么面对南京几十万的冤魂。”
我长叹一声,却是不知如何回答。我想她说得也是不差,我自己怕是真的太闭塞了。
“我最近又看到了一些那边的报道。”她平静地说道,“就是延安那边。他们也派了人在武汉。开始时大家都很好奇,猜着他们不是怪物就是苦行僧。不过接触过的人说他们也是年轻人,接触起来很容易的。”
“你也和他们有接触?”我稍有不安地问道。
白莎没有直接答我,幽默地说道:“我很好奇,记者的天性吧。其实呢,舅舅,我倒是觉得他们很可爱。”
“可爱?”我诧异地问道。
“是呀。你不觉得他们有点像早年的基督徒吗?在荒野中坚持着信仰?舅舅,你的眉头怎么都皱起来了。我知道,如果是白牧师的话,会要骂我无礼了。可是你不知道的,在中国这几年,特别是抗战以后,真的很难找到有信仰的人了。”
看着我的惊诧,她笑道:“舅舅,你还是觉得女孩子应该在家里听话,别太关心政治是吧?”
再聊下去,只是觉得现在的白莎,心中已有了很多我琢磨不透的事,言谈中的老成和深思虽也有喜人的一面,可也不再像乡下时那么犹如一家人似的。也许孩子长大都会这样,既是父母所想的,也是父母所怕的。
德诚办事毕竟牢靠,不多久便带回了两张请柬。我把一张请柬给了白莎,看着她走到门口。心中忽地泛起一丝隐忧,想着也许这未必是件好事。
“白莎,听我的,过两年还是回去吧。”
“回美国吗?”她反问道,却未作答。
“白牧师和伊莎白小姐都需要人照顾。你在那儿会更好,不是吗?”
她摇摇头,慢慢说道:“很难了。以前没回来时总是想中国会怎样,那是个谜。真回来了,就难再走了。他们还有白伊,不是吗?我们两个从小就不太一样,她是恋家的。”
“再说,”她沉吟片刻,笑道,“上次和您提到的男孩说他明年毕业就来中国找我。”
三天后的傍晚,临近出发的时候,听着窗外一阵车轮压路的声音。车该是缓缓停下了,车门打开又接着关上,随着便是轻盈舒缓的鞋跟触地声由远及近。
我走到窗边,正巧看着白莎漫步走来。她看到了窗中的我,便也招招手,翠玉的手镯在淡淡的夕阳中也染上了一抹霞红。她那天好似换了个人,身上一袭裘皮大衣,头发烫出了隐波纹。她略施脂粉的脸上笑靥如花,但我却不敢相认。这还是那个曾经和我在自流井乡间并行,穿着棉袍,短发飘散的孩子吗?
“舅舅,下来吧。今天穿的鞋跟有些高,怕是爬不上楼梯了。你不介意吧?”
她的声音还是如往常般清澈透底,我挥了挥手,又向下指指,她便会心地一笑。
难得一见的太阳把空气也烤得透亮些,四处颜色似乎多日未有那么纯正和饱满,而夕阳中的白莎更是显得光彩照人。她优雅地为我打开车门,缓声道:“舅舅请。”
这应是一辆美国产的道奇,内中空间颇大,是近来入渝的国府高官常用的车型。站在车门边,我问白莎道:“行营就在金紫门,离着也不远,开车还要绕路,不如走过去吧。”
“舅舅,你就准备这样穿着棉袍,踱步过去?今晚是重庆各界贤达在行营为蒋夫人接风,没有这辆车,就算拿着请柬也未必放行。”
我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地点头,在她身边坐下。车子蹒跚地在重庆那些本不是为西洋汽车设计的路上前行。若是走路,只要下几趟台级,从刁家巷往金紫门,可为了走车,只得舍近而求远,绕出好远。
最终绕到行营近前,我才明白白莎的老道。门口早已排满卫兵,卫兵外面是记者,然后便是重庆那些爱看下江人热闹的悠然百姓。卫兵把路中拦出一条空隙,将将够行车,而若是步行,要穿过所有的人障和路障,怕还真是难上加难。
行得再靠前,一名卫兵拿着本子上下打量我们的车牌,然后举手示意我们停下。
“让我来对付。”白莎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见车型来头不小,卫兵也未敢贸然上前。他看着旁边的一名军官,似是在等待指示。军官倒也客气,走到车门边敬礼致意,然后示意摇下车窗。恰好是白莎那边,她便缓缓将车窗摇下一半,只露出足够伸手递物的空间。
“I’m sorry—对不起长官,我是美国记者。我不太会说中文。你能帮帮我们吗?”
她突然转回依然完美的英语,而那语调却不是她往昔的青春明快,而多了几分娇嗔。白莎边说着,边打开了皮夹,从中取出我们的请柬和她的护照。
车外的军官略懂英语,但说时结结巴巴,只得借助手势让我们稍候。他翻看着护照,似乎也认不出那上面尚显稚嫩的照片。
白莎看着上尉嫣然一笑,然后接着用英文说道:“有点不像吗?我那时还小。”
他未必完全听懂,但该是感到需要以笑报笑,便也会心地笑了。放过白莎,他朝我努努嘴。
白莎笑着倚在我身上,说道:“My uncle”,然后装着用不流利的中文,慢慢地,一字一字地念出:“舅舅”。
军官终于明白了,他把请柬和护照还给白莎,然后郑重地敬礼,说道:“两位请进!”
白莎向他挥挥手,然后悠然地将车窗摇上。此时卫兵也已闪到路旁,我们的车又缓缓前行。
看着我诧异的目光,白莎的两颊微红。她低下头,避开我,悄声说道:“我在中学里学过表演,”然后就不做声了。
我叹了口气,眼光转向车外,终于说出了哽于心中良久的话:“白莎,你好象变了。不光是长大了,而是变了。我都不知是在戏中还是在看戏了。”
这话或许是说重了,白莎不自觉地向车门上靠了靠,似是希望能够离我远些。她看着窗外,幽幽地说道:“其实我一直是这样的,舅舅。我只是要跟上这四面的变化。”
步入行营一层的前厅,里面已是万头攒动。一支弦乐四重奏在硕大前厅一角忘我地奏着曲子,但即便是几米外就难得听清他们的乐声。长袍马褂、烫发旗袍、中外戎装之间,身穿白色燕尾服的侍者,手捧香槟驱驰盘旋。看着那许多人,我心里只觉着一阵阵紧张与不安。
好在有白莎在身边,不至形单影孤地一个人彷徨。我四处寻找,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半个熟悉的身影。终于在十米开外的扶梯旁看到了与几位外邦友人寒暄的俞先生。
我向他挥挥手,然后小心翼翼地绕着放声长笑的客人和川流不息的侍者向他走去。他向周边打了声招呼,便快步迎了上来。
“老李,你终于还是来了。”侧身转向白莎,他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位气质不凡的年轻女子:“这位是?”
“俞伯伯,我叫白莎,”她大方地轻轻鞠了一躬,“听舅舅说,您小时候见过我的。”
“舅舅?欸,老李,记得你上次说外甥女不是刚上中学吗,怎么又变出这么大一个外甥女来?”
“呵,这是白家的外甥女,”我忙解释道,“你记得的,那位美国的白牧师家里不是有两个中国小姑娘吗?”
俞先生的眼中露出难得的惊喜:“这,这不是万里重逢吗?十六七年了。那时候你们还是小宝宝呢!老李,我们看来要让位了。你说你叫白莎?对对对,我是想起来了,这是老李给起的吧?”
我脸一红,没有做声,白莎便大方地答道:“是呀,舅舅还是很有才的。我的英文名字叫莎拉,所以中文叫白莎。我的孪生妹妹英文名字叫伊莎贝尔,所以中文就叫白伊。”
“白莎和白伊。”俞先生念着这两个名字,似乎在品个中的回味。
“俞伯伯,其实最巧的是如果把我们的名字倒过来,连在一起就是伊莎白,恰恰是我们的恩人,伊莎白小姐的中文名字。”
“老李啊老李,”俞先生有力地一拍我的后背,“看来那时我们都猜得没错,你就是对人家白牧师的千金有意。”
我的脸更红了,好在周边由香槟而红晕满颊的人也不在少数。
“什么时候回国的?”俞先生兴奋地问道。
“三年了。我是跑回来的。”
“跑回来的?”
“嗯。”白莎含笑地点点头,“跑回来抗日的!”
俞先生有些诧异,转而向我。我点点头,答道:“确是如此。现在白牧师也在美国组织抗日。好像他还有封信要带给夫人,请夫人到美国争取美国百姓的支持。”
“啊,这是大事。夫人已经到了,”俞先生压低了声音,“外面人多嘈杂,夫人正在二楼小客厅休息。我带你们上去。”
我有些迟疑,忙握住俞先生道:“这次来重庆,没想着会面圣的,也没件像样的衣服”我想着白莎关于棉袍的话,也许算是个解脱自己的办法。
“老李,民国都二十七年了,还面圣面圣的。你又不是个真的遗老,怎么还罗唆这些。夫人是很看重留过洋的人的,你们又有渊源。夫人见了白莎一定满心喜欢的。再说,她又不管我叫舅舅,总不能我带着面圣吧?”
到了二层,前厅中的嘈杂渐渐远去,仿佛又进入另外的洞天。走近半开着门的一个会客厅,便能听到操着英文的男声激动的言语。
“夫人,你看看,刚刚航邮到的《时代周刊》。你和委员长可又是今年的封面人物啊!”
然后一个悠扬的,带着美国南方口音的女声响起。
“Donald,我还是更喜欢委员长前年底的那幅。这张拍得太暗了。”
听着这声音,我们已走到门前,里面几盏吊灯给装点雍容的会客厅泻下柔和的橙色光晕。从对话中我已猜出,这该就是蒋夫人和那位有名的澳大利亚人端纳了。
“夫人,我看美国这些报纸和杂志还可以再多多利用。特别是您的故事,美国人看了就放不下。日本那些小丑,半句英文都说不顺溜,在这上面是无论如何打不过你的。”
“嗯,你多安排我见些美国记者。如果真如你所说,那我安排委员长也见见他们,也就是多说几句话罢了。”
“夫人,”俞先生先行进门,点头致意,“有两位您的旧交,您不介意我把他们带来吧?”
从他身侧的隙缝中,我第一次近身看到了已是时代风云人物的蒋夫人。她正如千百张照片中所绘,一袭宝蓝丝绒旗袍,细碎的珠玉镶边,一支珍珠胸针在灯光下泛着异彩。
“哦,大维啊,”夫人微微一笑,“进来吧”。
我和白莎一前一后走入客厅。蒋夫人看了看我们,分明是不相识的,便诧异地转向俞先生,问道,“大维,你说是旧识?我倒不记得了。”虽然还是客气,但声音中难免带出一丝嗔怪。
“您还记得美国的一位白牧师吗,在剑桥,查尔斯河边。他家还有您和他太太和女儿的合影呢。”
夫人转过头来看着我们,点点头:“当然记得。他是先父的朋友。他们在上海时就相识,也来过家里,不过那该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么这两位是白牧师的朋友?”
“这位李先生是白牧师在四川传教时的学生,也是我在哈佛的同学。”
果如俞先生所料,夫人确是对放过洋的人感情不一般,嘴角微翘,露出淡淡的笑容。
“俞先生的同学应该也是人中龙凤了。现在是在大学还是政府任职?”
我浅浅鞠躬致意:“我远不如俞先生优秀。因先父早逝,没能够修得硕士、博士,回了家里在自流井的盐矿,现在贩盐为生。”
“老李人谦虚的很。他家的盐井曾是自流井三大井之一。现在虽然不如以前了,也还是当地大家。而且还为抗战捐了不少款子。”
“好。李先生的爱国之情甚是可嘉,今天活动也是要为抗战募捐,还请李先生多多出力。”蒋夫人用标准的目光和颔首微笑表示了她不再对我有何兴趣。
俞先生似乎也看出蒋夫人并未被这辗转的旧交所动,稍显尴尬。我心中更是懊恼,这种丢了矜持又丢了颜面的事确是自找无趣。
白莎见我们两个中年男人的尴尬,缓步前行,款款一躬,然后完美的,带着淡淡波士顿口音的英文悠扬而出。
“夫人,我叫莎拉。今天见到您,我不胜荣幸!您正鼓舞着整个中国,您也是全世界所有女性的楷模。”
那些得体的词句有了魔幻般的奇效。蒋夫人的眼中闪烁着赞叹的喜悦:“你在哪里学得这么好听的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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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末重庆
两天之后白莎真的来了。“舅舅,你看我没失言吧?”白莎笑道。她轻快的脚步让我又重拾了在自流井家中的感觉。
“没想到。我想你忙,可能也未必真想来看一个老家伙,就让德诚收拾行李,准备回自流井了。”
“舅舅,我前两天忙着写稿子,总算把几篇欠的账发出去了,所以就跑来看你啦。你再多待几天不好吗?我还有好多想和你聊呢?”
我稍许迟疑,只是支吾了两声:”好。好。多待两天也无妨。”
白莎从蓝布手袋中拿出两篇稿子,兴奋地和我说道:“这篇是给《生活》周刊写的。美国那边现在对中国的抗战很关注。不少政客本以为中日很快会停战的,没想到国府这次是真下决心抗战了。美国百姓还是很同情我们的,《生活》已经出了好几篇文章了。”
“嗯,这也很好。如果能有美国的帮助,政府的局面应该还是会有起色的。”
“前些日子白牧师给我写信,说他和伊莎白小姐在波士顿和当地的留学生一起组织了一个中国抗战救援会,已经募集到不少资金。”
“他们好吗?”我问道。
白莎点点头,然后沉吟了片刻,叹道:“也不是太好。白牧师好像身体大不如前了。伊莎白小姐说她父亲现在常看着窗外发呆,有时也会拿出以前在中国的相片看上很久。”
“舅舅,你能帮我个忙吗?”白莎停顿了片刻,看着我,似乎在考虑是否把事情说出来。
“当然,要怎么能帮上你?”
“白牧师有封信,想转给蒋夫人。他希望蒋夫人能够去美国,让更多的美国百姓支持我们的抗战。我记得你上次提到俞先生邀你去见蒋夫人,只是怕你已经回了他。我知道你不喜欢这种场面的,不过为了白牧师,也是抗战,帮帮我吧。”
“俞先生那里我没回,不过也没问俞先生是哪天。你既然需要,就让德诚去问问,但愿还没错过。”
“不会错过的,”白莎的声音中透出几分激动,“报纸上都有报道的,是三天以后。不过本说孙夫人和孔夫人也会来,但是好像她们在香港,也许来不了了。”
白莎对这活动如此了解,倒是让我有些惊异。细想下,她该是有备而来的。不过,既然是为抗日,又是白牧师所托的事情,无论如何是要帮忙。我把德诚叫来,让他速去俞先生那里,要两张请帖来。
德诚走后,白莎接着和我闲谈,却又不时沉默,倒不比以往那般没得隔阂了。
“你准备在重庆长住吗?”我问道。
她轻轻地摇摇头,望着手中的茶杯:“也不一定。重庆说是战时陪都,但有办法的人想着跑去香港或是欧美,没办法的人也就混吃等死了。”
“这么悲观?”
“舅舅,你可能不太走动。其实重庆还不是最乱的。我到重庆前先到的武汉,更是什么都看到了。一边有人在组织抗战,一边不少国府的大员,其实也想着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停战回南京了。唉,真不知道他们要是回去怎么面对南京几十万的冤魂。”
我长叹一声,却是不知如何回答。我想她说得也是不差,我自己怕是真的太闭塞了。
“我最近又看到了一些那边的报道。”她平静地说道,“就是延安那边。他们也派了人在武汉。开始时大家都很好奇,猜着他们不是怪物就是苦行僧。不过接触过的人说他们也是年轻人,接触起来很容易的。”
“你也和他们有接触?”我稍有不安地问道。
白莎没有直接答我,幽默地说道:“我很好奇,记者的天性吧。其实呢,舅舅,我倒是觉得他们很可爱。”
“可爱?”我诧异地问道。
“是呀。你不觉得他们有点像早年的基督徒吗?在荒野中坚持着信仰?舅舅,你的眉头怎么都皱起来了。我知道,如果是白牧师的话,会要骂我无礼了。可是你不知道的,在中国这几年,特别是抗战以后,真的很难找到有信仰的人了。”
看着我的惊诧,她笑道:“舅舅,你还是觉得女孩子应该在家里听话,别太关心政治是吧?”
再聊下去,只是觉得现在的白莎,心中已有了很多我琢磨不透的事,言谈中的老成和深思虽也有喜人的一面,可也不再像乡下时那么犹如一家人似的。也许孩子长大都会这样,既是父母所想的,也是父母所怕的。
德诚办事毕竟牢靠,不多久便带回了两张请柬。我把一张请柬给了白莎,看着她走到门口。心中忽地泛起一丝隐忧,想着也许这未必是件好事。
“白莎,听我的,过两年还是回去吧。”
“回美国吗?”她反问道,却未作答。
“白牧师和伊莎白小姐都需要人照顾。你在那儿会更好,不是吗?”
她摇摇头,慢慢说道:“很难了。以前没回来时总是想中国会怎样,那是个谜。真回来了,就难再走了。他们还有白伊,不是吗?我们两个从小就不太一样,她是恋家的。”
“再说,”她沉吟片刻,笑道,“上次和您提到的男孩说他明年毕业就来中国找我。”
三天后的傍晚,临近出发的时候,听着窗外一阵车轮压路的声音。车该是缓缓停下了,车门打开又接着关上,随着便是轻盈舒缓的鞋跟触地声由远及近。
我走到窗边,正巧看着白莎漫步走来。她看到了窗中的我,便也招招手,翠玉的手镯在淡淡的夕阳中也染上了一抹霞红。她那天好似换了个人,身上一袭裘皮大衣,头发烫出了隐波纹。她略施脂粉的脸上笑靥如花,但我却不敢相认。这还是那个曾经和我在自流井乡间并行,穿着棉袍,短发飘散的孩子吗?
“舅舅,下来吧。今天穿的鞋跟有些高,怕是爬不上楼梯了。你不介意吧?”
她的声音还是如往常般清澈透底,我挥了挥手,又向下指指,她便会心地一笑。
难得一见的太阳把空气也烤得透亮些,四处颜色似乎多日未有那么纯正和饱满,而夕阳中的白莎更是显得光彩照人。她优雅地为我打开车门,缓声道:“舅舅请。”
这应是一辆美国产的道奇,内中空间颇大,是近来入渝的国府高官常用的车型。站在车门边,我问白莎道:“行营就在金紫门,离着也不远,开车还要绕路,不如走过去吧。”
“舅舅,你就准备这样穿着棉袍,踱步过去?今晚是重庆各界贤达在行营为蒋夫人接风,没有这辆车,就算拿着请柬也未必放行。”
我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地点头,在她身边坐下。车子蹒跚地在重庆那些本不是为西洋汽车设计的路上前行。若是走路,只要下几趟台级,从刁家巷往金紫门,可为了走车,只得舍近而求远,绕出好远。
最终绕到行营近前,我才明白白莎的老道。门口早已排满卫兵,卫兵外面是记者,然后便是重庆那些爱看下江人热闹的悠然百姓。卫兵把路中拦出一条空隙,将将够行车,而若是步行,要穿过所有的人障和路障,怕还真是难上加难。
行得再靠前,一名卫兵拿着本子上下打量我们的车牌,然后举手示意我们停下。
“让我来对付。”白莎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见车型来头不小,卫兵也未敢贸然上前。他看着旁边的一名军官,似是在等待指示。军官倒也客气,走到车门边敬礼致意,然后示意摇下车窗。恰好是白莎那边,她便缓缓将车窗摇下一半,只露出足够伸手递物的空间。
“I’m sorry—对不起长官,我是美国记者。我不太会说中文。你能帮帮我们吗?”
她突然转回依然完美的英语,而那语调却不是她往昔的青春明快,而多了几分娇嗔。白莎边说着,边打开了皮夹,从中取出我们的请柬和她的护照。
车外的军官略懂英语,但说时结结巴巴,只得借助手势让我们稍候。他翻看着护照,似乎也认不出那上面尚显稚嫩的照片。
白莎看着上尉嫣然一笑,然后接着用英文说道:“有点不像吗?我那时还小。”
他未必完全听懂,但该是感到需要以笑报笑,便也会心地笑了。放过白莎,他朝我努努嘴。
白莎笑着倚在我身上,说道:“My uncle”,然后装着用不流利的中文,慢慢地,一字一字地念出:“舅舅”。
军官终于明白了,他把请柬和护照还给白莎,然后郑重地敬礼,说道:“两位请进!”
白莎向他挥挥手,然后悠然地将车窗摇上。此时卫兵也已闪到路旁,我们的车又缓缓前行。
看着我诧异的目光,白莎的两颊微红。她低下头,避开我,悄声说道:“我在中学里学过表演,”然后就不做声了。
我叹了口气,眼光转向车外,终于说出了哽于心中良久的话:“白莎,你好象变了。不光是长大了,而是变了。我都不知是在戏中还是在看戏了。”
这话或许是说重了,白莎不自觉地向车门上靠了靠,似是希望能够离我远些。她看着窗外,幽幽地说道:“其实我一直是这样的,舅舅。我只是要跟上这四面的变化。”
步入行营一层的前厅,里面已是万头攒动。一支弦乐四重奏在硕大前厅一角忘我地奏着曲子,但即便是几米外就难得听清他们的乐声。长袍马褂、烫发旗袍、中外戎装之间,身穿白色燕尾服的侍者,手捧香槟驱驰盘旋。看着那许多人,我心里只觉着一阵阵紧张与不安。
好在有白莎在身边,不至形单影孤地一个人彷徨。我四处寻找,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半个熟悉的身影。终于在十米开外的扶梯旁看到了与几位外邦友人寒暄的俞先生。
我向他挥挥手,然后小心翼翼地绕着放声长笑的客人和川流不息的侍者向他走去。他向周边打了声招呼,便快步迎了上来。
“老李,你终于还是来了。”侧身转向白莎,他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位气质不凡的年轻女子:“这位是?”
“俞伯伯,我叫白莎,”她大方地轻轻鞠了一躬,“听舅舅说,您小时候见过我的。”
“舅舅?欸,老李,记得你上次说外甥女不是刚上中学吗,怎么又变出这么大一个外甥女来?”
“呵,这是白家的外甥女,”我忙解释道,“你记得的,那位美国的白牧师家里不是有两个中国小姑娘吗?”
俞先生的眼中露出难得的惊喜:“这,这不是万里重逢吗?十六七年了。那时候你们还是小宝宝呢!老李,我们看来要让位了。你说你叫白莎?对对对,我是想起来了,这是老李给起的吧?”
我脸一红,没有做声,白莎便大方地答道:“是呀,舅舅还是很有才的。我的英文名字叫莎拉,所以中文叫白莎。我的孪生妹妹英文名字叫伊莎贝尔,所以中文就叫白伊。”
“白莎和白伊。”俞先生念着这两个名字,似乎在品个中的回味。
“俞伯伯,其实最巧的是如果把我们的名字倒过来,连在一起就是伊莎白,恰恰是我们的恩人,伊莎白小姐的中文名字。”
“老李啊老李,”俞先生有力地一拍我的后背,“看来那时我们都猜得没错,你就是对人家白牧师的千金有意。”
我的脸更红了,好在周边由香槟而红晕满颊的人也不在少数。
“什么时候回国的?”俞先生兴奋地问道。
“三年了。我是跑回来的。”
“跑回来的?”
“嗯。”白莎含笑地点点头,“跑回来抗日的!”
俞先生有些诧异,转而向我。我点点头,答道:“确是如此。现在白牧师也在美国组织抗日。好像他还有封信要带给夫人,请夫人到美国争取美国百姓的支持。”
“啊,这是大事。夫人已经到了,”俞先生压低了声音,“外面人多嘈杂,夫人正在二楼小客厅休息。我带你们上去。”
我有些迟疑,忙握住俞先生道:“这次来重庆,没想着会面圣的,也没件像样的衣服”我想着白莎关于棉袍的话,也许算是个解脱自己的办法。
“老李,民国都二十七年了,还面圣面圣的。你又不是个真的遗老,怎么还罗唆这些。夫人是很看重留过洋的人的,你们又有渊源。夫人见了白莎一定满心喜欢的。再说,她又不管我叫舅舅,总不能我带着面圣吧?”
到了二层,前厅中的嘈杂渐渐远去,仿佛又进入另外的洞天。走近半开着门的一个会客厅,便能听到操着英文的男声激动的言语。
“夫人,你看看,刚刚航邮到的《时代周刊》。你和委员长可又是今年的封面人物啊!”
然后一个悠扬的,带着美国南方口音的女声响起。
“Donald,我还是更喜欢委员长前年底的那幅。这张拍得太暗了。”
听着这声音,我们已走到门前,里面几盏吊灯给装点雍容的会客厅泻下柔和的橙色光晕。从对话中我已猜出,这该就是蒋夫人和那位有名的澳大利亚人端纳了。
“夫人,我看美国这些报纸和杂志还可以再多多利用。特别是您的故事,美国人看了就放不下。日本那些小丑,半句英文都说不顺溜,在这上面是无论如何打不过你的。”
“嗯,你多安排我见些美国记者。如果真如你所说,那我安排委员长也见见他们,也就是多说几句话罢了。”
“夫人,”俞先生先行进门,点头致意,“有两位您的旧交,您不介意我把他们带来吧?”
从他身侧的隙缝中,我第一次近身看到了已是时代风云人物的蒋夫人。她正如千百张照片中所绘,一袭宝蓝丝绒旗袍,细碎的珠玉镶边,一支珍珠胸针在灯光下泛着异彩。
“哦,大维啊,”夫人微微一笑,“进来吧”。
我和白莎一前一后走入客厅。蒋夫人看了看我们,分明是不相识的,便诧异地转向俞先生,问道,“大维,你说是旧识?我倒不记得了。”虽然还是客气,但声音中难免带出一丝嗔怪。
“您还记得美国的一位白牧师吗,在剑桥,查尔斯河边。他家还有您和他太太和女儿的合影呢。”
夫人转过头来看着我们,点点头:“当然记得。他是先父的朋友。他们在上海时就相识,也来过家里,不过那该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么这两位是白牧师的朋友?”
“这位李先生是白牧师在四川传教时的学生,也是我在哈佛的同学。”
果如俞先生所料,夫人确是对放过洋的人感情不一般,嘴角微翘,露出淡淡的笑容。
“俞先生的同学应该也是人中龙凤了。现在是在大学还是政府任职?”
我浅浅鞠躬致意:“我远不如俞先生优秀。因先父早逝,没能够修得硕士、博士,回了家里在自流井的盐矿,现在贩盐为生。”
“老李人谦虚的很。他家的盐井曾是自流井三大井之一。现在虽然不如以前了,也还是当地大家。而且还为抗战捐了不少款子。”
“好。李先生的爱国之情甚是可嘉,今天活动也是要为抗战募捐,还请李先生多多出力。”蒋夫人用标准的目光和颔首微笑表示了她不再对我有何兴趣。
俞先生似乎也看出蒋夫人并未被这辗转的旧交所动,稍显尴尬。我心中更是懊恼,这种丢了矜持又丢了颜面的事确是自找无趣。
白莎见我们两个中年男人的尴尬,缓步前行,款款一躬,然后完美的,带着淡淡波士顿口音的英文悠扬而出。
“夫人,我叫莎拉。今天见到您,我不胜荣幸!您正鼓舞着整个中国,您也是全世界所有女性的楷模。”
那些得体的词句有了魔幻般的奇效。蒋夫人的眼中闪烁着赞叹的喜悦:“你在哪里学得这么好听的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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