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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亚茨马和布良斯克①；接着，泥泞时期来到了②。一九四一年十月中旬，奥斯卡也开始在烂泥地里使劲挖掘。读者或许会原谅我把中央集团军在泥泞地里的战果同我在莉娜-格雷夫太太的那片无法通行、同样泥泞不堪的地区内所取得的成果作对比。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坦克和载重汽车陷在泥里，而我也同样陷在泥里；在那里，车轮仍在转动，翻起烂泥，而我呢，也不善罢甘休——我在格雷夫太太的泥泞地里成功地搅出了泡沫。此话一字不假，虽然如此，占领土地却谈不上了，不论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还是在格雷夫寓所的卧室里——
①月，纳粹德国进逼莫斯科，在此二地围歼两支苏联部队。
②月6日，苏联境内开始降雪，道路泥泞。此处比喻纳粹德军攻势受阻。
我始终还不想放弃这种对比：正像未来战略家们将从搞糟了的泥泞作战行动中吸取他们的教训那样，我也从同格雷夫太太这种自然现象的斗争中得出了我自己的结论。我们不应低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土战线上的种种行动。奥斯卡当年十七岁，尽管有过少年时的胡闹，却在莉娜-格雷夫那片看不清全貌又隐伏着危险的演习区内被训练成了堂堂男子汉。我现在放弃了同军事行动作类比，转而借助艺术家的概念来衡量奥斯卡的进步。我于是说：玛丽亚在具有幼稚的诱惑力的香草雾里劝说我运用小巧的形式，使我熟悉了诸如汽水粉和采蘑菇之类抒情诗体，那么，在格雷夫太太的酸性强的、多层次结构的云雾圈里，我学会了作那种宽广的叙事诗式的呼吸，这使我有可能在今天把前线的战果同床上的战果相提并论。音乐！从听玛丽亚稚气的多愁善感的然而又是那么甜蜜的口琴吹奏开始，我一步登上了指挥台，因为莉娜-格雷夫为我提供了一支管弦乐队，编制大而全，这样的乐队恐怕只有在巴伐利亚或者萨尔茨堡才能找到。在乐队里，我学会了吹、弹、奏、拨、拉，不论是通奏低音还是对位法，不论是十二音体系还是传统和声，我全都掌握，还有谐谑曲的引子、行板的速度，我的激情表现得既刻板枯燥又柔和流畅；奥斯卡让格雷夫太太这支乐队尽情发挥，然而他始终不满意，虽说不是没有得到满足，就像一位理所当然也有此感的真正的艺术家那样。
从我们的殖民地商品店到格雷夫的蔬菜店只需迈二十小步。蔬菜店就在斜对面，它的地位好，远比小锤路面包师傅亚历山大-舍夫勒寓所的地位要好一些。我对女性解剖学的学习成绩比我对我的师傅歌德和拉斯普庭的学习成绩稍强一些，其原因恐怕就在于蔬菜店占据着更为有利的地势。这种至今犹存的教养上的截然不同之处，也许可以用我的两位女教师的差异来解释，甚而至于可以以此来辩解。莉娜-格雷夫根本不想教我，而是谦逊和被动地把她的财富提供出来，给我作为观察和实验的材料。与此相反，格蕾欣-舍夫勒则过于认真地对待她的教育使命。她要看到成绩，要听我高声朗读，要注视我的漂亮地书写着的鼓手的手指，要我同可爱的语法结为朋友，同时，她本人又从这种友谊中获利。可是，奥斯卡不让她看到任何明显的迹象，说明他自己已经取得了某种成绩。这时候，格蕾欣-舍夫勒也就失去了耐心。在我可怜的妈妈死后不久，也就是在她授课七个年头之后，她又转而热衷于她的编织。由于这一对面包师傅夫妇仍旧没有子女，所以她照旧把自己编织的毛衣、长统袜和连指手套送给我，但她也只是偶尔送送了，主要在遇到重大节日的时候。我同她之间再也不谈歌德和拉斯普庭了，只有这两位师傅的著作的那些残篇我还一直保存着，时而放在这里，时而放在那里，多半放在这幢公寓的晾衣阁楼上。多亏了这些残篇，奥斯卡才没有完全荒废他的这一部分学业；我自学成才，形成了自己的见解。
可是，虚弱多病的莉娜-格雷夫却缠绵床侧，她不能回避我，也不能离弃我。她的病虽说是慢性的，但还没有严重到死神会提前夺走我的这位女教师莉娜的地步。不过，在这个星球上并不存在任何恒常的事物，所以，奥斯卡在自认为他的学业已经告成的时刻，便离弃了这个缠绵床侧的女人。
诸君会说：这个年轻人是在多么狭小的天地里受教育成长的呀！他竟然是在一家殖民地商品店、一家面包房和一家蔬菜店之间为日后像男子汉一般生活配齐了他的装备。尽管我不得不承认，奥斯卡是在相当陈腐污浊的小市民的环境里收集到了他的头一批如此重要的印象的，然而毕竟还有第三位教师。留待这位男教师去做的事情，便是为奥斯卡打开世界的大门，使奥斯卡成为他今天这个样子，成为一个人，由于缺少更贴切的名称，我只好给他安上这样一个不能充分说明其特性的头衔：世界主义者。
正如读者诸君中最细心者已经发现的那样，我讲的是我的教师和师傅贝布拉，那个欧仁亲王的直系子孙、路易十四王族的后代、侏儒和音乐小丑贝布拉。我讲到贝布拉的时候，我自然也想到了他身边的那位女人，伟大的梦游女罗丝维塔-拉古娜，超越时间的美女，在马策拉特夺走了我的玛丽亚的那些个黑暗的年头里，我不得不经常惦念她。她有多大年纪了，这位夫人？我暗自问道。她是位芳龄二十（如果不是十九的话）、如花盛开的少女吗？难道她是那位九十九岁的颇有风韵的老娘，在今后的百年间，她还将永不衰老地体现着永恒青春的小巧玲珑的体态？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么，我巧遇这两位同我之间亲缘关系如此之近的人是在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后不久。我们一起在四季咖啡馆喝穆哈，随后分手，各走各的路。我们之间存在着微小的却又不是微不足道的意见分歧；贝布拉跟帝国宣传部关系密切，从他的种种暗示中我不难听出，他出入于戈培尔和戈林先生的私宅，他还想方设法向我解释他这种出轨行为并为之辩解。他讲述了中世纪宫廷小丑的地位如何富有影响。他拿出西班牙画家的画的复制品给我看，画中人是某位菲利普或卡洛斯国王及其宫廷侍从。在这些刻板的人丛中，可以让人辨认出几个小丑，身穿皱皱巴巴、带棱带角、色彩班斓的服装，身材同贝布拉也同我——奥斯卡相差无几。恰恰由于我喜爱这些画——今天我可以自称是天才画家迪埃戈-委拉斯开兹①的热情欣赏者——所以我不愿让贝布拉轻易地说服我。他于是不再拿西班牙胖力四世宫廷里的小丑同他在莱茵区暴发户约瑟夫-戈培尔身边的地位作比较了。他谈到了艰难的时世，谈到了不得不暂时退避的弱者，谈到了以隐蔽的形式兴起的反抗。他当时说出了这个小小的字眼——“内心流亡”，正因为如此，奥斯卡跟贝布拉分道扬镳了——
①迪埃戈-委拉斯开兹（），西班牙塞维利亚画派的大师，作品除宗教内容以外还有群像图（如腓力三世和四世）。
这并不是说，我当时对这位师傅发了一通火。在此后的数年间，我一直在广告柱上张贴的杂耍团和马戏团的海报上寻找贝布拉的名字，我曾经两次见到他的名字同拉古娜夫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然而我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使我能重新见到这两位朋友。
我指望着会有一场巧遇，可是巧遇并未发生。如果贝布拉和我在一九四二年秋①而不是在一九四三年就走到一条路上去，那么，奥斯卡就永远也成不了莉娜-格雷夫的学生，却会当上贝布拉师傅的徒弟。就这样，我日复一日地穿过拉贝斯路，多半是在上午的第一个小时跨进蔬菜店，出于礼貌，总是先在店主格雷夫身边站上半个钟头。这位商人渐渐变成了一个古怪的制作爱好者，我瞧着他制造他那些发出了零声。呜呜声和吱吱声的古怪机械，当有顾客进店来的时候，我就捅他一下，因为格雷夫那时候对周围世界几乎不加注意。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什么事使得这个以往那么开朗、总是愿意开玩笑的园圃种植者和青年之友变得如此沉默，是什么事使他变得如此孤僻，成了怪人，成了不大讲究仪容的苍老的男子呢？——
①根据前文，应是1941年秋。
再也没有年轻人登他的门了。在这里长大的人都不认识他。童子军时代里他的追随者被这场战争拆散，分送到了各条战线上。他们寄来了战地书信，后来只寄战地明信片了。有一天，格雷夫间接得到消息，他的宠儿霍斯特-道纳特、最初是童子军，后来是青年团旗队长，末了当上少尉，在顿涅茨河畔阵亡了。
从那一天起，格雷夫日渐衰老，很少注意他的外表，全身心地沉湎于制造机械。结果，人家在他的蔬菜店里看到的丁零响的机器和呜呜叫的机械竟比土豆和甘蓝叶球还要多。普遍的食物匮乏的状况自然也是一个原因；人家很少向蔬菜店供货，即使供应也不定期，而格雷夫又不像马策拉特那样有门道，跑大市场，拉各种关系，适合于当个能干的采购者。
这爿蔬菜店看去真是可怜巴巴的，不过，格雷夫用毫无意义的噪音机械填补了空间，虽说离奇古怪，却也起了装饰作用，人家看了本该高兴的。从格雷夫这个业余制作匠越来越混乱的头脑里产生出来的制品，我倒挺喜爱的。今天，我一看到我的看护布鲁诺用打包绳子编织的产物，我就会回想起格雷夫的那些陈列品。今天，布鲁诺看到我对他手工编织的玩意儿所表现出来的半是取笑半是认真的兴趣，感到满心欢喜，那时，每当格雷夫发现这一架或那一架音乐装置唤起了我的乐趣时，他也神思恍惚地感到高兴。多年以来，格雷夫从不把我放在眼里，可那时，当我待了半个钟头以后离开他那变成了作坊的店铺去看望他的妻子莉娜-格雷夫的时候，他却露出了失望的神情。
我在这位缠绵床侧的女人身边多半要待上两到两个半小时，可这些事情有多少可以向诸君讲述的呢？奥斯卡一进屋，她就在床上招手：“噢，是你呀，小奥斯卡。再走近点，你想钻进羽绒被里来吗？房间里可冷啦！格雷夫没把屋子烧暖。”于是，我钻到羽绒被下她的身边，把我的鼓和那两根正在使用的鼓棒留在床前，只让那第三根用旧了的纤维状的鼓棒随同我一起去拜访莉娜。别以为我爬上莉娜的床之前已经脱掉了衣服。我穿着羊毛的和天鹅绒的衣裤以及皮鞋上了床，在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尽管这种取暖的活计很费力，我从乱成一团的羽绒被里钻出来时仍然穿着这一身衣服，而且几乎没有被弄皱。
我离开了莉娜的床后不久，便去拜访蔬菜商，身上还带着他妻子的臭味。这样若干回以后，格雷夫就立下一条规矩，那是我也非常愿意遵守的。当我还待在格雷夫太太的床上，做着我的最后几项练习的时候，蔬菜商便走进卧室，端来满满一盆热水，放在一张小凳子上，还留下了毛巾和肥皂。他不朝床上看一眼，无言地离开了卧室。
奥斯卡多半迅速地从为他提供的温暖的窝里挣脱出来，走到洗澡盆前，给自己以及那根在床上大显神通的旧鼓棒来一次彻底的清洗。格雷夫忍受不了他老婆的臭味，即使这臭味是过了一道手才向他迎面扑去的，这一点，我是能够理解的。就这样，刚洗完澡的我便受到了这位业余制作家的欢迎。他为我发动了他的全部机器，让我听它们各种各样的噪音。直到今天我还百思不解，奥斯卡同格雷夫之间尽管姗姗来迟地产生了这种亲密的关系，却始终未能结下友谊。格雷夫照旧使我感到陌生，他虽说唤起了我的关注，却从未唤起过我对他的同情。
一九四二年九月，我刚刚既无歌声也无乐音地度过了我的十八岁生日，在无线电广播里，第六军攻占了斯大林格勒。此后不久，格雷夫制作了一台擂鼓机。在一个木架两端，他挂上了两个盘子，盛满土豆，重量相等。接着，他从左边的盘子里取走了一个土豆，天平的一头就翘了起来，打开了一个止动装置，使安装在木架上的擂鼓机运转起来：它发出急速敲击声、隆隆声、嘎嘎声、哒哒声，钹打响了，锣敲响了，这一切声响合成了一支短暂的、铿锵的、悲怆得不和谐的终曲。我喜爱这台机器。我一再让格雷夫启动它给我做表演。不过，奥斯卡认为这位爱好制作的蔬菜商是灵机一动并为奥斯卡发明和制造了这台机器的。过不多久，我就十分清楚地悟到了我的猜测是错误的。格雷夫也许从我那里得到了启发，不过，这台机器却是专为他自己制造的，因为这台机器的终曲也是他的终曲。
这是十月间一个清洁的早晨，只有在东北风扫除了屋前的垃圾时才能这样清洁。我按时离开特鲁钦斯基大娘的住所，来到街上，正遇上马策拉特在拉店铺门前的卷帘式挡板。我站到他的身边，他正好嘎嘎地拉起了绿漆挡板，先是一团殖民地商品店气味的云雾扑鼻而来，这是昨天夜间贮存在店堂里的；接着，我迎来了马策拉特的清晨的亲吻。在码丽亚露面之前，我穿过拉贝斯路，朝西边的石头路面投下长长的身影，因为我的右边，在东方，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上空，太阳靠自己的力量把自己高高拽起，它所采用的手段，正是闵希豪森男爵①揪住自己的辫子把自己从沼泽地里拔起来时所使用的窍门——
①德国民间童话《闵希豪森男爵历险记》（1786）中的主角。
如果有谁像我这样了解蔬菜商格雷夫，那么，当他见到在这种时候他的店铺的橱窗还被挡板挡着，门还上着锁，他会立刻感到惊讶的。虽说最近几年格雷夫已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古怪的格雷夫，然而他一向是准时开门营业的。他或许病了，奥斯卡想着，但随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格雷夫去年冬天还在波罗的海凿冰窟窿洗全身浴呢，虽说不再像... -->>
维亚茨马和布良斯克①；接着，泥泞时期来到了②。一九四一年十月中旬，奥斯卡也开始在烂泥地里使劲挖掘。读者或许会原谅我把中央集团军在泥泞地里的战果同我在莉娜-格雷夫太太的那片无法通行、同样泥泞不堪的地区内所取得的成果作对比。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坦克和载重汽车陷在泥里，而我也同样陷在泥里；在那里，车轮仍在转动，翻起烂泥，而我呢，也不善罢甘休——我在格雷夫太太的泥泞地里成功地搅出了泡沫。此话一字不假，虽然如此，占领土地却谈不上了，不论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还是在格雷夫寓所的卧室里——
①月，纳粹德国进逼莫斯科，在此二地围歼两支苏联部队。
②月6日，苏联境内开始降雪，道路泥泞。此处比喻纳粹德军攻势受阻。
我始终还不想放弃这种对比：正像未来战略家们将从搞糟了的泥泞作战行动中吸取他们的教训那样，我也从同格雷夫太太这种自然现象的斗争中得出了我自己的结论。我们不应低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土战线上的种种行动。奥斯卡当年十七岁，尽管有过少年时的胡闹，却在莉娜-格雷夫那片看不清全貌又隐伏着危险的演习区内被训练成了堂堂男子汉。我现在放弃了同军事行动作类比，转而借助艺术家的概念来衡量奥斯卡的进步。我于是说：玛丽亚在具有幼稚的诱惑力的香草雾里劝说我运用小巧的形式，使我熟悉了诸如汽水粉和采蘑菇之类抒情诗体，那么，在格雷夫太太的酸性强的、多层次结构的云雾圈里，我学会了作那种宽广的叙事诗式的呼吸，这使我有可能在今天把前线的战果同床上的战果相提并论。音乐！从听玛丽亚稚气的多愁善感的然而又是那么甜蜜的口琴吹奏开始，我一步登上了指挥台，因为莉娜-格雷夫为我提供了一支管弦乐队，编制大而全，这样的乐队恐怕只有在巴伐利亚或者萨尔茨堡才能找到。在乐队里，我学会了吹、弹、奏、拨、拉，不论是通奏低音还是对位法，不论是十二音体系还是传统和声，我全都掌握，还有谐谑曲的引子、行板的速度，我的激情表现得既刻板枯燥又柔和流畅；奥斯卡让格雷夫太太这支乐队尽情发挥，然而他始终不满意，虽说不是没有得到满足，就像一位理所当然也有此感的真正的艺术家那样。
从我们的殖民地商品店到格雷夫的蔬菜店只需迈二十小步。蔬菜店就在斜对面，它的地位好，远比小锤路面包师傅亚历山大-舍夫勒寓所的地位要好一些。我对女性解剖学的学习成绩比我对我的师傅歌德和拉斯普庭的学习成绩稍强一些，其原因恐怕就在于蔬菜店占据着更为有利的地势。这种至今犹存的教养上的截然不同之处，也许可以用我的两位女教师的差异来解释，甚而至于可以以此来辩解。莉娜-格雷夫根本不想教我，而是谦逊和被动地把她的财富提供出来，给我作为观察和实验的材料。与此相反，格蕾欣-舍夫勒则过于认真地对待她的教育使命。她要看到成绩，要听我高声朗读，要注视我的漂亮地书写着的鼓手的手指，要我同可爱的语法结为朋友，同时，她本人又从这种友谊中获利。可是，奥斯卡不让她看到任何明显的迹象，说明他自己已经取得了某种成绩。这时候，格蕾欣-舍夫勒也就失去了耐心。在我可怜的妈妈死后不久，也就是在她授课七个年头之后，她又转而热衷于她的编织。由于这一对面包师傅夫妇仍旧没有子女，所以她照旧把自己编织的毛衣、长统袜和连指手套送给我，但她也只是偶尔送送了，主要在遇到重大节日的时候。我同她之间再也不谈歌德和拉斯普庭了，只有这两位师傅的著作的那些残篇我还一直保存着，时而放在这里，时而放在那里，多半放在这幢公寓的晾衣阁楼上。多亏了这些残篇，奥斯卡才没有完全荒废他的这一部分学业；我自学成才，形成了自己的见解。
可是，虚弱多病的莉娜-格雷夫却缠绵床侧，她不能回避我，也不能离弃我。她的病虽说是慢性的，但还没有严重到死神会提前夺走我的这位女教师莉娜的地步。不过，在这个星球上并不存在任何恒常的事物，所以，奥斯卡在自认为他的学业已经告成的时刻，便离弃了这个缠绵床侧的女人。
诸君会说：这个年轻人是在多么狭小的天地里受教育成长的呀！他竟然是在一家殖民地商品店、一家面包房和一家蔬菜店之间为日后像男子汉一般生活配齐了他的装备。尽管我不得不承认，奥斯卡是在相当陈腐污浊的小市民的环境里收集到了他的头一批如此重要的印象的，然而毕竟还有第三位教师。留待这位男教师去做的事情，便是为奥斯卡打开世界的大门，使奥斯卡成为他今天这个样子，成为一个人，由于缺少更贴切的名称，我只好给他安上这样一个不能充分说明其特性的头衔：世界主义者。
正如读者诸君中最细心者已经发现的那样，我讲的是我的教师和师傅贝布拉，那个欧仁亲王的直系子孙、路易十四王族的后代、侏儒和音乐小丑贝布拉。我讲到贝布拉的时候，我自然也想到了他身边的那位女人，伟大的梦游女罗丝维塔-拉古娜，超越时间的美女，在马策拉特夺走了我的玛丽亚的那些个黑暗的年头里，我不得不经常惦念她。她有多大年纪了，这位夫人？我暗自问道。她是位芳龄二十（如果不是十九的话）、如花盛开的少女吗？难道她是那位九十九岁的颇有风韵的老娘，在今后的百年间，她还将永不衰老地体现着永恒青春的小巧玲珑的体态？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么，我巧遇这两位同我之间亲缘关系如此之近的人是在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后不久。我们一起在四季咖啡馆喝穆哈，随后分手，各走各的路。我们之间存在着微小的却又不是微不足道的意见分歧；贝布拉跟帝国宣传部关系密切，从他的种种暗示中我不难听出，他出入于戈培尔和戈林先生的私宅，他还想方设法向我解释他这种出轨行为并为之辩解。他讲述了中世纪宫廷小丑的地位如何富有影响。他拿出西班牙画家的画的复制品给我看，画中人是某位菲利普或卡洛斯国王及其宫廷侍从。在这些刻板的人丛中，可以让人辨认出几个小丑，身穿皱皱巴巴、带棱带角、色彩班斓的服装，身材同贝布拉也同我——奥斯卡相差无几。恰恰由于我喜爱这些画——今天我可以自称是天才画家迪埃戈-委拉斯开兹①的热情欣赏者——所以我不愿让贝布拉轻易地说服我。他于是不再拿西班牙胖力四世宫廷里的小丑同他在莱茵区暴发户约瑟夫-戈培尔身边的地位作比较了。他谈到了艰难的时世，谈到了不得不暂时退避的弱者，谈到了以隐蔽的形式兴起的反抗。他当时说出了这个小小的字眼——“内心流亡”，正因为如此，奥斯卡跟贝布拉分道扬镳了——
①迪埃戈-委拉斯开兹（），西班牙塞维利亚画派的大师，作品除宗教内容以外还有群像图（如腓力三世和四世）。
这并不是说，我当时对这位师傅发了一通火。在此后的数年间，我一直在广告柱上张贴的杂耍团和马戏团的海报上寻找贝布拉的名字，我曾经两次见到他的名字同拉古娜夫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然而我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使我能重新见到这两位朋友。
我指望着会有一场巧遇，可是巧遇并未发生。如果贝布拉和我在一九四二年秋①而不是在一九四三年就走到一条路上去，那么，奥斯卡就永远也成不了莉娜-格雷夫的学生，却会当上贝布拉师傅的徒弟。就这样，我日复一日地穿过拉贝斯路，多半是在上午的第一个小时跨进蔬菜店，出于礼貌，总是先在店主格雷夫身边站上半个钟头。这位商人渐渐变成了一个古怪的制作爱好者，我瞧着他制造他那些发出了零声。呜呜声和吱吱声的古怪机械，当有顾客进店来的时候，我就捅他一下，因为格雷夫那时候对周围世界几乎不加注意。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什么事使得这个以往那么开朗、总是愿意开玩笑的园圃种植者和青年之友变得如此沉默，是什么事使他变得如此孤僻，成了怪人，成了不大讲究仪容的苍老的男子呢？——
①根据前文，应是1941年秋。
再也没有年轻人登他的门了。在这里长大的人都不认识他。童子军时代里他的追随者被这场战争拆散，分送到了各条战线上。他们寄来了战地书信，后来只寄战地明信片了。有一天，格雷夫间接得到消息，他的宠儿霍斯特-道纳特、最初是童子军，后来是青年团旗队长，末了当上少尉，在顿涅茨河畔阵亡了。
从那一天起，格雷夫日渐衰老，很少注意他的外表，全身心地沉湎于制造机械。结果，人家在他的蔬菜店里看到的丁零响的机器和呜呜叫的机械竟比土豆和甘蓝叶球还要多。普遍的食物匮乏的状况自然也是一个原因；人家很少向蔬菜店供货，即使供应也不定期，而格雷夫又不像马策拉特那样有门道，跑大市场，拉各种关系，适合于当个能干的采购者。
这爿蔬菜店看去真是可怜巴巴的，不过，格雷夫用毫无意义的噪音机械填补了空间，虽说离奇古怪，却也起了装饰作用，人家看了本该高兴的。从格雷夫这个业余制作匠越来越混乱的头脑里产生出来的制品，我倒挺喜爱的。今天，我一看到我的看护布鲁诺用打包绳子编织的产物，我就会回想起格雷夫的那些陈列品。今天，布鲁诺看到我对他手工编织的玩意儿所表现出来的半是取笑半是认真的兴趣，感到满心欢喜，那时，每当格雷夫发现这一架或那一架音乐装置唤起了我的乐趣时，他也神思恍惚地感到高兴。多年以来，格雷夫从不把我放在眼里，可那时，当我待了半个钟头以后离开他那变成了作坊的店铺去看望他的妻子莉娜-格雷夫的时候，他却露出了失望的神情。
我在这位缠绵床侧的女人身边多半要待上两到两个半小时，可这些事情有多少可以向诸君讲述的呢？奥斯卡一进屋，她就在床上招手：“噢，是你呀，小奥斯卡。再走近点，你想钻进羽绒被里来吗？房间里可冷啦！格雷夫没把屋子烧暖。”于是，我钻到羽绒被下她的身边，把我的鼓和那两根正在使用的鼓棒留在床前，只让那第三根用旧了的纤维状的鼓棒随同我一起去拜访莉娜。别以为我爬上莉娜的床之前已经脱掉了衣服。我穿着羊毛的和天鹅绒的衣裤以及皮鞋上了床，在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尽管这种取暖的活计很费力，我从乱成一团的羽绒被里钻出来时仍然穿着这一身衣服，而且几乎没有被弄皱。
我离开了莉娜的床后不久，便去拜访蔬菜商，身上还带着他妻子的臭味。这样若干回以后，格雷夫就立下一条规矩，那是我也非常愿意遵守的。当我还待在格雷夫太太的床上，做着我的最后几项练习的时候，蔬菜商便走进卧室，端来满满一盆热水，放在一张小凳子上，还留下了毛巾和肥皂。他不朝床上看一眼，无言地离开了卧室。
奥斯卡多半迅速地从为他提供的温暖的窝里挣脱出来，走到洗澡盆前，给自己以及那根在床上大显神通的旧鼓棒来一次彻底的清洗。格雷夫忍受不了他老婆的臭味，即使这臭味是过了一道手才向他迎面扑去的，这一点，我是能够理解的。就这样，刚洗完澡的我便受到了这位业余制作家的欢迎。他为我发动了他的全部机器，让我听它们各种各样的噪音。直到今天我还百思不解，奥斯卡同格雷夫之间尽管姗姗来迟地产生了这种亲密的关系，却始终未能结下友谊。格雷夫照旧使我感到陌生，他虽说唤起了我的关注，却从未唤起过我对他的同情。
一九四二年九月，我刚刚既无歌声也无乐音地度过了我的十八岁生日，在无线电广播里，第六军攻占了斯大林格勒。此后不久，格雷夫制作了一台擂鼓机。在一个木架两端，他挂上了两个盘子，盛满土豆，重量相等。接着，他从左边的盘子里取走了一个土豆，天平的一头就翘了起来，打开了一个止动装置，使安装在木架上的擂鼓机运转起来：它发出急速敲击声、隆隆声、嘎嘎声、哒哒声，钹打响了，锣敲响了，这一切声响合成了一支短暂的、铿锵的、悲怆得不和谐的终曲。我喜爱这台机器。我一再让格雷夫启动它给我做表演。不过，奥斯卡认为这位爱好制作的蔬菜商是灵机一动并为奥斯卡发明和制造了这台机器的。过不多久，我就十分清楚地悟到了我的猜测是错误的。格雷夫也许从我那里得到了启发，不过，这台机器却是专为他自己制造的，因为这台机器的终曲也是他的终曲。
这是十月间一个清洁的早晨，只有在东北风扫除了屋前的垃圾时才能这样清洁。我按时离开特鲁钦斯基大娘的住所，来到街上，正遇上马策拉特在拉店铺门前的卷帘式挡板。我站到他的身边，他正好嘎嘎地拉起了绿漆挡板，先是一团殖民地商品店气味的云雾扑鼻而来，这是昨天夜间贮存在店堂里的；接着，我迎来了马策拉特的清晨的亲吻。在码丽亚露面之前，我穿过拉贝斯路，朝西边的石头路面投下长长的身影，因为我的右边，在东方，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上空，太阳靠自己的力量把自己高高拽起，它所采用的手段，正是闵希豪森男爵①揪住自己的辫子把自己从沼泽地里拔起来时所使用的窍门——
①德国民间童话《闵希豪森男爵历险记》（1786）中的主角。
如果有谁像我这样了解蔬菜商格雷夫，那么，当他见到在这种时候他的店铺的橱窗还被挡板挡着，门还上着锁，他会立刻感到惊讶的。虽说最近几年格雷夫已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古怪的格雷夫，然而他一向是准时开门营业的。他或许病了，奥斯卡想着，但随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格雷夫去年冬天还在波罗的海凿冰窟窿洗全身浴呢，虽说不再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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