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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捅了捅旁边的张学刚：“老张，咱们今天得再去搞点钱来花花，怎么样？”张学刚揉了揉眼睛，点了点头：“成，咱们就再去干一票！”
于是，两人带着匕首，凌晨1点多就出门了，租了一辆皇冠车在城里瞎逛。当他们开到崇文门附近一条又黑又偏僻的死胡同里时，两人露出了凶狠的表情，让司机把一天的收入都交出来。司机王卫和是个身高180的大个子，身体强壮，他可不愿意乖乖就范，于是边夺刀边跳车大声呼救。这可把于根柱和张学刚给吓坏了，他们赶紧下车，对着王卫和的背部猛刺了几刀。王卫和肺部被刺穿，倒在了血泊中。于根柱和张学刚见状，赶紧逃之夭夭。
于根柱这个人啊，就是喜欢钱，需要钱。他整天梦想着天上能掉下一个大钱包，让他用不尽、花不完。但他也知道，这种好事是不存在的。为了弄钱，他可是不择手段地去偷、去抢，然后大肆挥霍享受。他是个出名的“酒腻子”、“大烟枪”，又喜爱听歌跳舞，每天的花销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元。多年的犯罪生涯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为了小钱去冒险，付出太多，得到太少，不划算；要干，就干一票大的，这样才能平衡。
1992年冬天的一个酒席上，于根柱对两个同伙说：“你们知道谁有钱吗？咱们去‘做’（杀）了他吧！”张学刚想了想，说：“我知道一个叫‘国子’的家伙挺有钱的，我早就想‘做’他了。”于根柱一听这话，兴奋得一拍桌子：“好，咱们就去把他‘做’了！”
于是，三人一起来到“国子”家院外观察动静。天色渐渐黑了，只见“国子”的爱人急匆匆地出门远去。他们互相递了个眼色，示意可以动手了。张学刚负责放哨望风，而于根柱和朱志刚则揣着自制手枪和11连发小口径步枪走近了“国子”家。“咚、咚、咚！”“国子”闻声开门，他望着两个不速之客，礼貌地问道：“你们找谁呀？”“我们是朋友介绍来的。”于根柱边说边和朱志刚走进屋里。还没坐稳，于根柱就迫不及待地亮出了家伙：“没别的，借点钱花。”“国子”一看这架势，明白了他们的来意，连声应允：“行啊。”于是他打开保险柜外门，突然抬起头冲朱志刚大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到底要干什么？”于根柱一个箭步跨上去，一手按住“国子”的脖子，另一手用枪口顶在他的太阳穴上，命令道：“转过脸去！”当“国子”刚一扭脸，“呯”的一声，就被撂倒在地。朱志刚抢上前，打开保险柜，用塑料袋大把大把地装着钱。于根柱怕“国子”不死，接过朱志刚的枪又朝“国子”头部打了一枪。然后他们抄起钱袋和首饰盒，扬长而去。事后，于根柱还后悔没再翻翻衣柜书橱，多抢些东西。
这次行动让他们三人平分了“国子”的8.9万元人民币，每人还戴上了一枚20克重的金戒指。
于根柱，一个令京城百姓闻风丧胆的名字。他的人生，就像一部充满了血腥与暴力的电影。他手持利刃，先后夺走了 8 条鲜活的生命，每一滴鲜血都见证了他的罪恶。
于根柱从小就失去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病故，母亲患有精神病。贫困的家境让他心生不满，孤僻、蛮横的性格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高中毕业后，他因盗窃被劳教两年。1981 年 7 月，他又因携带火枪、铁棍等凶器抢劫被判刑 9 年。1990 年刑满释放回京后，他本想安安分分做点生意，挣点钱过日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向昨天要教训，向今天要成果。他把家里多年的积蓄全部投进他做的买卖中，却没给家里挣一分钱。看到人家 20 出头就赚了大钱，自己 30 多岁还这样穷困潦倒，他陷入了一片迷惘。
刚回来时的那点自信消失了，他变得整天浑浑噩噩，喝酒抽烟打发时光，成了吃闲饭的人。正在这时，曾与他同在青海服刑的王铁民为躲避通缉找到了他。哥儿们找来了，当然要管；加上自己正不愿在家里吃闲饭，丢人现眼，他从家里不辞而别，和王浪迹社会，寻机作案，等待发迹。
从此，在“哥儿们”当中，他担当了“老大”的角色，今天为这个撑腰，明日为那个出气。他心黑手毒，“打人不尿血就不叫打人”，到处打、砸、抢、偷，杀人越货，作恶多端。
一次，和青海一帮服过刑的“难兄难弟”在歌厅里听歌，一个“难弟”跳舞和邻桌口角互殴打伤，跑来找到“难兄”于根柱帮报仇。于二话没说，带着七八个弟兄冲到舞厅。老板娘见这阵势，不停地陪着小心。于眼珠带血地问道：“这儿你做得了主吗？”老板娘话没出口，于上去就是一脚，把她踹出好几米远。接着，他抡起大刀向电视机狠命砍去。旁边一个小伙子轻声说了句：“干吗呀！”于回手就是一刀。
别看他逞凶发狂，其实用着杀人抢劫来的钱财，日子过得也不踏实。他爱唱歌，抢着麦克风就不撒手。背上血案后，他忍痛放弃听歌唱歌的念头，这两年都不敢轻易去歌厅。走在大街上，他不敢随便回头，怕人家盯上他。他从不乘坐地铁，怕盘查时给堵着；即使坐出租车，中途也要换乘几次。为了壮胆，他枪不离身，子弹上膛；白天别在腰里，晚上压在枕下；夏天出去放在手包里拎着，冬天出门别在后腰上。
一次他在河北涿州杀人越货后心惊肉跳，怕在路上被捕，放弃了一切交通工具，硬是整整走了一夜从涿州步行逃回北京。他自知罪孽深重，一旦发案，必死无疑，故而时刻警觉，甚至对同伙也怀疑三分。
那年秋天，与他一起溜撬盗窃 20 余起的同伙李健找到他，说自己因别的案情被公安机关通缉，想来避避风头。李见于不大情愿，威胁道：“一根线上拴着两只蚂蚱，我顶了‘雷’你也跑不了。”于笑道：“好啊，咱们都顶‘雷’”。过了几天，他便找到与李有过口角的王铁民：“咱们把李健‘做’（杀）了吧。”二人一拍即合，酒后来到李家中，三下五除二就把李连带他妻子杀掉。于顺手抄起一只雪梨，坐在李尸体上大嚼大咽起来，边吃边说：“铁民，你把他们脸上的肉剜下来。”当他看到王在一旁筛糠似地抖动时，骂了一声：“废物，我来。”便抄起刀割下李健夫妇的脸和手指，仍进厕所冲走。
就是这样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审讯中提到他的家人时，他竟然流出泪来，凶残野蛮后面的脆弱暴露无遗。他没给困难的家庭挣回荣华富贵，却惹来一桩桩的祸。他惦念病中的母亲，却不敢回家看看。他坦白：“流亡的日子不好过！我穿着昂贵的西服，兜里可能只装有 20 块钱。整日提心吊胆、东躲西藏的日子我真过够了。若有来生，打死我也再不这么活啦。”
就在他流露出内心深处对家人的一丝愧疚时，他是否想到那些无辜受害者的妻儿老小！
经侦查核实，于根柱先后盗窃数 10 起，仅起获小部分赃物价值就有 30 余万元，抢劫杀害 8 人，重伤 4 人。审讯结束时，预审员再次问：“你为什么要向警察开枪？”
“我知道我犯的罪不能饶了我，我想跑。可是那些警察，上边的往下冲，下边的往上跑，堵住我的路。我先开了一枪，告诉他们这是真枪，可没有一个躲的。过去只在电影电视上见过不怕死的，觉得那是假的，这回可撞着真的了。我就是为了求生。可他们每月挣三五百的，干吗这么玩命，值吗？”
预审员义正辞严：“谁不珍惜生命？人民警察的生命更是金不换！敢用生命和鲜血扞卫正义，换取社会安宁，值得！这一点，恐怕你永远不会理解。”
！他捅了捅旁边的张学刚：“老张，咱们今天得再去搞点钱来花花，怎么样？”张学刚揉了揉眼睛，点了点头：“成，咱们就再去干一票！”
于是，两人带着匕首，凌晨1点多就出门了，租了一辆皇冠车在城里瞎逛。当他们开到崇文门附近一条又黑又偏僻的死胡同里时，两人露出了凶狠的表情，让司机把一天的收入都交出来。司机王卫和是个身高180的大个子，身体强壮，他可不愿意乖乖就范，于是边夺刀边跳车大声呼救。这可把于根柱和张学刚给吓坏了，他们赶紧下车，对着王卫和的背部猛刺了几刀。王卫和肺部被刺穿，倒在了血泊中。于根柱和张学刚见状，赶紧逃之夭夭。
于根柱这个人啊，就是喜欢钱，需要钱。他整天梦想着天上能掉下一个大钱包，让他用不尽、花不完。但他也知道，这种好事是不存在的。为了弄钱，他可是不择手段地去偷、去抢，然后大肆挥霍享受。他是个出名的“酒腻子”、“大烟枪”，又喜爱听歌跳舞，每天的花销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元。多年的犯罪生涯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为了小钱去冒险，付出太多，得到太少，不划算；要干，就干一票大的，这样才能平衡。
1992年冬天的一个酒席上，于根柱对两个同伙说：“你们知道谁有钱吗？咱们去‘做’（杀）了他吧！”张学刚想了想，说：“我知道一个叫‘国子’的家伙挺有钱的，我早就想‘做’他了。”于根柱一听这话，兴奋得一拍桌子：“好，咱们就去把他‘做’了！”
于是，三人一起来到“国子”家院外观察动静。天色渐渐黑了，只见“国子”的爱人急匆匆地出门远去。他们互相递了个眼色，示意可以动手了。张学刚负责放哨望风，而于根柱和朱志刚则揣着自制手枪和11连发小口径步枪走近了“国子”家。“咚、咚、咚！”“国子”闻声开门，他望着两个不速之客，礼貌地问道：“你们找谁呀？”“我们是朋友介绍来的。”于根柱边说边和朱志刚走进屋里。还没坐稳，于根柱就迫不及待地亮出了家伙：“没别的，借点钱花。”“国子”一看这架势，明白了他们的来意，连声应允：“行啊。”于是他打开保险柜外门，突然抬起头冲朱志刚大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到底要干什么？”于根柱一个箭步跨上去，一手按住“国子”的脖子，另一手用枪口顶在他的太阳穴上，命令道：“转过脸去！”当“国子”刚一扭脸，“呯”的一声，就被撂倒在地。朱志刚抢上前，打开保险柜，用塑料袋大把大把地装着钱。于根柱怕“国子”不死，接过朱志刚的枪又朝“国子”头部打了一枪。然后他们抄起钱袋和首饰盒，扬长而去。事后，于根柱还后悔没再翻翻衣柜书橱，多抢些东西。
这次行动让他们三人平分了“国子”的8.9万元人民币，每人还戴上了一枚20克重的金戒指。
于根柱，一个令京城百姓闻风丧胆的名字。他的人生，就像一部充满了血腥与暴力的电影。他手持利刃，先后夺走了 8 条鲜活的生命，每一滴鲜血都见证了他的罪恶。
于根柱从小就失去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病故，母亲患有精神病。贫困的家境让他心生不满，孤僻、蛮横的性格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高中毕业后，他因盗窃被劳教两年。1981 年 7 月，他又因携带火枪、铁棍等凶器抢劫被判刑 9 年。1990 年刑满释放回京后，他本想安安分分做点生意，挣点钱过日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向昨天要教训，向今天要成果。他把家里多年的积蓄全部投进他做的买卖中，却没给家里挣一分钱。看到人家 20 出头就赚了大钱，自己 30 多岁还这样穷困潦倒，他陷入了一片迷惘。
刚回来时的那点自信消失了，他变得整天浑浑噩噩，喝酒抽烟打发时光，成了吃闲饭的人。正在这时，曾与他同在青海服刑的王铁民为躲避通缉找到了他。哥儿们找来了，当然要管；加上自己正不愿在家里吃闲饭，丢人现眼，他从家里不辞而别，和王浪迹社会，寻机作案，等待发迹。
从此，在“哥儿们”当中，他担当了“老大”的角色，今天为这个撑腰，明日为那个出气。他心黑手毒，“打人不尿血就不叫打人”，到处打、砸、抢、偷，杀人越货，作恶多端。
一次，和青海一帮服过刑的“难兄难弟”在歌厅里听歌，一个“难弟”跳舞和邻桌口角互殴打伤，跑来找到“难兄”于根柱帮报仇。于二话没说，带着七八个弟兄冲到舞厅。老板娘见这阵势，不停地陪着小心。于眼珠带血地问道：“这儿你做得了主吗？”老板娘话没出口，于上去就是一脚，把她踹出好几米远。接着，他抡起大刀向电视机狠命砍去。旁边一个小伙子轻声说了句：“干吗呀！”于回手就是一刀。
别看他逞凶发狂，其实用着杀人抢劫来的钱财，日子过得也不踏实。他爱唱歌，抢着麦克风就不撒手。背上血案后，他忍痛放弃听歌唱歌的念头，这两年都不敢轻易去歌厅。走在大街上，他不敢随便回头，怕人家盯上他。他从不乘坐地铁，怕盘查时给堵着；即使坐出租车，中途也要换乘几次。为了壮胆，他枪不离身，子弹上膛；白天别在腰里，晚上压在枕下；夏天出去放在手包里拎着，冬天出门别在后腰上。
一次他在河北涿州杀人越货后心惊肉跳，怕在路上被捕，放弃了一切交通工具，硬是整整走了一夜从涿州步行逃回北京。他自知罪孽深重，一旦发案，必死无疑，故而时刻警觉，甚至对同伙也怀疑三分。
那年秋天，与他一起溜撬盗窃 20 余起的同伙李健找到他，说自己因别的案情被公安机关通缉，想来避避风头。李见于不大情愿，威胁道：“一根线上拴着两只蚂蚱，我顶了‘雷’你也跑不了。”于笑道：“好啊，咱们都顶‘雷’”。过了几天，他便找到与李有过口角的王铁民：“咱们把李健‘做’（杀）了吧。”二人一拍即合，酒后来到李家中，三下五除二就把李连带他妻子杀掉。于顺手抄起一只雪梨，坐在李尸体上大嚼大咽起来，边吃边说：“铁民，你把他们脸上的肉剜下来。”当他看到王在一旁筛糠似地抖动时，骂了一声：“废物，我来。”便抄起刀割下李健夫妇的脸和手指，仍进厕所冲走。
就是这样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审讯中提到他的家人时，他竟然流出泪来，凶残野蛮后面的脆弱暴露无遗。他没给困难的家庭挣回荣华富贵，却惹来一桩桩的祸。他惦念病中的母亲，却不敢回家看看。他坦白：“流亡的日子不好过！我穿着昂贵的西服，兜里可能只装有 20 块钱。整日提心吊胆、东躲西藏的日子我真过够了。若有来生，打死我也再不这么活啦。”
就在他流露出内心深处对家人的一丝愧疚时，他是否想到那些无辜受害者的妻儿老小！
经侦查核实，于根柱先后盗窃数 10 起，仅起获小部分赃物价值就有 30 余万元，抢劫杀害 8 人，重伤 4 人。审讯结束时，预审员再次问：“你为什么要向警察开枪？”
“我知道我犯的罪不能饶了我，我想跑。可是那些警察，上边的往下冲，下边的往上跑，堵住我的路。我先开了一枪，告诉他们这是真枪，可没有一个躲的。过去只在电影电视上见过不怕死的，觉得那是假的，这回可撞着真的了。我就是为了求生。可他们每月挣三五百的，干吗这么玩命，值吗？”
预审员义正辞严：“谁不珍惜生命？人民警察的生命更是金不换！敢用生命和鲜血扞卫正义，换取社会安宁，值得！这一点，恐怕你永远不会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