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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护士叫住了我。
“嗯，我是。”我停下了脚步。
“真是的，你刚才跑哪儿去了。本来项大夫下班前要交代你事情的，结果根本找不到你。以后你别这么乱跑了。”
“是是。”我点头附和。
“医生交代，让你有空多替患者做做被动运动，要保持患者的肢体功能。”
“啊？”
“就是说让你多活动活动她的胳膊腿，这样血液才能流通。”小护士一脸不耐烦。
“好好。”
“赶紧回去吧，你必须时刻守着病人啊。刚才病人要尿尿，还是我们给接的。你这个闺女怎么当的。”我心里一阵羞愧，赶紧拔腿向病房跑去。
“第一次住院，我们都没有经验。以后不会再这样了。”我在心里向护士解释说，可是这话只能在肚子里，没法儿说出来。再说，谁又是第二次住院呢？
病房的早晨总是在一片混乱中开始的。我趴在床边醒来时，周围已经一片闹哄哄的了。病房的门开开合合，周围床的家属们来回穿梭不息。洗脸刷牙、打水盛早饭，蛰伏的人们一旦走动起来就把整个病房塞得满满当当的。毕竟这个二十多平米的房间要装五个病人，五个陪床的家属或护工，以及不定期来探望的亲朋好友们。
别人的床头小柜上摆着果篮花束，我们这边就冷清多了。
哗啦啦地，一帮护士、实习医生拥着主治医生项大夫进来查床。看见我，项大夫的脸明显一沉：“昨天你跑哪儿去了，到处都没找到你。一会儿给病人做完核磁之后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咱们商量一下治疗方案。”
我答不上话只是点头，心里羞愧难当。项大夫没有理会我转头对旁边的人吩咐：“9点半，三床核磁检查。”旁边的人点着头，在纸上记着什么。
推开医生办公室的门，里面没有人。桌子上凌乱地堆着一些文件夹和病历。我正犹豫着要不要进去的时候，后面有人咳嗽一声，正是项大夫。
“坐。”走进办公室以后，他指一指办公桌旁边的椅子。我刚坐下，他啪啪啪地把几张照相负片似的片子贴在灯箱上。映出的那个头颅影像应该就是我妈妈的头。
“我们初步诊断是脑血管破裂。你看这里和这里。”他的手在片子上指来指去，好像真的指望我能看懂那黑乎乎的一团阴影似的。“病历上什么都没写，但是据我们判断，病人有长期高血压史，但没有用药控制血压，从而导致小动脉硬化。事发当天，病人情绪激动，导致突发性脑梗。”
项大夫说着，忽略了我满脸羞惭。
“你们是从急救中心那边转过来的，我看了之前的治疗历史，他们输的药已经过时了。虽然这药能改善血管的状况，但是也有可能导致坏血向好的地方流动。现在病人可能已经有因为缺氧而导致脑损伤，从而导致肢体障碍的现象。目前的治疗方案有两个：一个是卧床药物滴流。这些药物能防治动脉硬化进展、稳定动脉硬化斑块，可以防止病情恶化，但是能不能让受损的神经完全恢复功能还不好说，有可能偏瘫，而且脑梗也会反复。另一个方案是手术，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做手术愈后良好，但是由于由于梗塞的脑组织血流重建和血管破裂，也可能增加脑出血的危险性。所以这两个方案，你们家属选择哪一个？”
“啊？”一大串术语甩出来，我有点懵。“那手术有生命危险吗？”
项大夫看了看我，似乎不太确认我的理解能力跟上来了没有。“是手术就有风险，何况这种手术啊。”他说。
“那有多大风险呢？”
“有多大的风险？这个很难说吧。我只能说没有毫无风险的治疗方法。”
我沉默了。“两个方案你选哪一个？”项大夫又问。
我呆呆地看着他，治疗方案不应该是由医生来决定么？为什么叫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来决定？难道一个门外汉的决定会比医生的决定更高明么？这两个方案一个治不好，一个有危险，叫人怎么选？
“那如果要是您，您怎么选？”我试探着问。
“我没法儿说，我没法儿替你做决定啊。”
我楞楞地说不出话来。看见我这样，项大夫笑了一下，显然这种表情他经常见到。
“你回去考虑一下。中午之前必须告诉我结果。一定要快，你妈的病情不能拖。而且手术室也排得很满，你决定了就要尽早告诉我，我好安排手术室。”
恍恍惚惚地回到病房，薛大爷站在门口冲我嚷嚷：“你上哪儿去了？你妈要上厕所，憋得不行了。”
“医生找我说病情去了。”
我赶紧打起精神从床下拿出了尿盆帮妈妈塞在身子底下，同时拉上了蓝布帘子。
“薛大爷，您先出去一下。”
“哦哦，好。”坐在床边的薛大爷忙不迭地走出去。
冲洗了尿盆，洗了手，我又拿起床边的瓶子把吸管递到妈妈的嘴边。
“不喝了。”妈妈摇摇头，“老让（上）色（厕）所。”
我心里一酸，嘴上厉害起来：“喝吧，都这个时候了还惦记别人，先把自己顾好了再说。”
“刚才医生跟你说啥了？”见我忙活完，薛大爷从外面走进来关切地问。
我把医生的话一说，问他：“薛大爷，您说我该怎么选？您帮我参谋参谋，我实在没辙啊。”老薛头沉默了。过了半天他才说：“这个我还真说不好。我……我没法儿说什么。这是你们家的事。”
我没想到这个时候薛大爷居然掉链子。见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他迟疑地说：“唉，大夫让家属来决定这就是不想担责任啊。我……我也不能替你做这个决定。毕竟……唉，如果我和你妈是夫妻，她怎么样我也得照顾她。可是现在我不能替你做主，你……你做决定吧！”
我呆站着，似乎觉得肩膀上有万钧之力。妈妈躺在床上，眨着眼睛看着我们。她的命就由我来决定吗？我在世上只有她一个亲人。
“我跟你说，手术千万不能做啊。”邻床的家属是个中年妇女。她一边熟料地削着苹果一边说，“我二大爷得了脑梗就是做手术去世的。遭了罪花了钱不说，最后人还没救回来。我爸现在也是这个毛病，所以我们是坚决拒绝做手术。保守治疗就保守治疗，保守一点儿死不了人的。”
我脑子乱极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坐在床边看着妈妈呆呆地发愣。
护士从外面进来检查五床的点滴，看了我们一眼：“三床，哎，三床，项大夫问你们想好了没有？要做手术必须赶紧告诉大夫。”
我慌忙回答：“我们再想想，再想想。”
“赶紧的啊，你们时间可不多。快点儿决定吧。”护士嘟囔着出去。
决定？决定！这里的人来来去去，见惯了生死。生生死死也不耽误他们回家吃饭，下班接孩子，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可是妈妈是我仅有的亲人，我该怎么决定？
我呆呆地看着邻床的家属把苹果削成小块，拿小叉子一块块地喂到床上老人的嘴里，用小手绢擦擦嘴角流下来的口水。
还是保守治疗吧。不管她瘫了还是残了，我都照顾她。可是要是没有她，家又怎么能成个家？我冲到门口冲护士站喊：“护士，我想好了。”
年轻护士叫住了我。
“嗯，我是。”我停下了脚步。
“真是的，你刚才跑哪儿去了。本来项大夫下班前要交代你事情的，结果根本找不到你。以后你别这么乱跑了。”
“是是。”我点头附和。
“医生交代，让你有空多替患者做做被动运动，要保持患者的肢体功能。”
“啊？”
“就是说让你多活动活动她的胳膊腿，这样血液才能流通。”小护士一脸不耐烦。
“好好。”
“赶紧回去吧，你必须时刻守着病人啊。刚才病人要尿尿，还是我们给接的。你这个闺女怎么当的。”我心里一阵羞愧，赶紧拔腿向病房跑去。
“第一次住院，我们都没有经验。以后不会再这样了。”我在心里向护士解释说，可是这话只能在肚子里，没法儿说出来。再说，谁又是第二次住院呢？
病房的早晨总是在一片混乱中开始的。我趴在床边醒来时，周围已经一片闹哄哄的了。病房的门开开合合，周围床的家属们来回穿梭不息。洗脸刷牙、打水盛早饭，蛰伏的人们一旦走动起来就把整个病房塞得满满当当的。毕竟这个二十多平米的房间要装五个病人，五个陪床的家属或护工，以及不定期来探望的亲朋好友们。
别人的床头小柜上摆着果篮花束，我们这边就冷清多了。
哗啦啦地，一帮护士、实习医生拥着主治医生项大夫进来查床。看见我，项大夫的脸明显一沉：“昨天你跑哪儿去了，到处都没找到你。一会儿给病人做完核磁之后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咱们商量一下治疗方案。”
我答不上话只是点头，心里羞愧难当。项大夫没有理会我转头对旁边的人吩咐：“9点半，三床核磁检查。”旁边的人点着头，在纸上记着什么。
推开医生办公室的门，里面没有人。桌子上凌乱地堆着一些文件夹和病历。我正犹豫着要不要进去的时候，后面有人咳嗽一声，正是项大夫。
“坐。”走进办公室以后，他指一指办公桌旁边的椅子。我刚坐下，他啪啪啪地把几张照相负片似的片子贴在灯箱上。映出的那个头颅影像应该就是我妈妈的头。
“我们初步诊断是脑血管破裂。你看这里和这里。”他的手在片子上指来指去，好像真的指望我能看懂那黑乎乎的一团阴影似的。“病历上什么都没写，但是据我们判断，病人有长期高血压史，但没有用药控制血压，从而导致小动脉硬化。事发当天，病人情绪激动，导致突发性脑梗。”
项大夫说着，忽略了我满脸羞惭。
“你们是从急救中心那边转过来的，我看了之前的治疗历史，他们输的药已经过时了。虽然这药能改善血管的状况，但是也有可能导致坏血向好的地方流动。现在病人可能已经有因为缺氧而导致脑损伤，从而导致肢体障碍的现象。目前的治疗方案有两个：一个是卧床药物滴流。这些药物能防治动脉硬化进展、稳定动脉硬化斑块，可以防止病情恶化，但是能不能让受损的神经完全恢复功能还不好说，有可能偏瘫，而且脑梗也会反复。另一个方案是手术，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做手术愈后良好，但是由于由于梗塞的脑组织血流重建和血管破裂，也可能增加脑出血的危险性。所以这两个方案，你们家属选择哪一个？”
“啊？”一大串术语甩出来，我有点懵。“那手术有生命危险吗？”
项大夫看了看我，似乎不太确认我的理解能力跟上来了没有。“是手术就有风险，何况这种手术啊。”他说。
“那有多大风险呢？”
“有多大的风险？这个很难说吧。我只能说没有毫无风险的治疗方法。”
我沉默了。“两个方案你选哪一个？”项大夫又问。
我呆呆地看着他，治疗方案不应该是由医生来决定么？为什么叫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来决定？难道一个门外汉的决定会比医生的决定更高明么？这两个方案一个治不好，一个有危险，叫人怎么选？
“那如果要是您，您怎么选？”我试探着问。
“我没法儿说，我没法儿替你做决定啊。”
我楞楞地说不出话来。看见我这样，项大夫笑了一下，显然这种表情他经常见到。
“你回去考虑一下。中午之前必须告诉我结果。一定要快，你妈的病情不能拖。而且手术室也排得很满，你决定了就要尽早告诉我，我好安排手术室。”
恍恍惚惚地回到病房，薛大爷站在门口冲我嚷嚷：“你上哪儿去了？你妈要上厕所，憋得不行了。”
“医生找我说病情去了。”
我赶紧打起精神从床下拿出了尿盆帮妈妈塞在身子底下，同时拉上了蓝布帘子。
“薛大爷，您先出去一下。”
“哦哦，好。”坐在床边的薛大爷忙不迭地走出去。
冲洗了尿盆，洗了手，我又拿起床边的瓶子把吸管递到妈妈的嘴边。
“不喝了。”妈妈摇摇头，“老让（上）色（厕）所。”
我心里一酸，嘴上厉害起来：“喝吧，都这个时候了还惦记别人，先把自己顾好了再说。”
“刚才医生跟你说啥了？”见我忙活完，薛大爷从外面走进来关切地问。
我把医生的话一说，问他：“薛大爷，您说我该怎么选？您帮我参谋参谋，我实在没辙啊。”老薛头沉默了。过了半天他才说：“这个我还真说不好。我……我没法儿说什么。这是你们家的事。”
我没想到这个时候薛大爷居然掉链子。见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他迟疑地说：“唉，大夫让家属来决定这就是不想担责任啊。我……我也不能替你做这个决定。毕竟……唉，如果我和你妈是夫妻，她怎么样我也得照顾她。可是现在我不能替你做主，你……你做决定吧！”
我呆站着，似乎觉得肩膀上有万钧之力。妈妈躺在床上，眨着眼睛看着我们。她的命就由我来决定吗？我在世上只有她一个亲人。
“我跟你说，手术千万不能做啊。”邻床的家属是个中年妇女。她一边熟料地削着苹果一边说，“我二大爷得了脑梗就是做手术去世的。遭了罪花了钱不说，最后人还没救回来。我爸现在也是这个毛病，所以我们是坚决拒绝做手术。保守治疗就保守治疗，保守一点儿死不了人的。”
我脑子乱极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坐在床边看着妈妈呆呆地发愣。
护士从外面进来检查五床的点滴，看了我们一眼：“三床，哎，三床，项大夫问你们想好了没有？要做手术必须赶紧告诉大夫。”
我慌忙回答：“我们再想想，再想想。”
“赶紧的啊，你们时间可不多。快点儿决定吧。”护士嘟囔着出去。
决定？决定！这里的人来来去去，见惯了生死。生生死死也不耽误他们回家吃饭，下班接孩子，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可是妈妈是我仅有的亲人，我该怎么决定？
我呆呆地看着邻床的家属把苹果削成小块，拿小叉子一块块地喂到床上老人的嘴里，用小手绢擦擦嘴角流下来的口水。
还是保守治疗吧。不管她瘫了还是残了，我都照顾她。可是要是没有她，家又怎么能成个家？我冲到门口冲护士站喊：“护士，我想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