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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冬至，天道日短。刚交酉时，街面上就黑乎乎地啥也看不清。金学曾坐了一乘两人抬的小轿，忽忽悠悠从户部衙门回到家来，突然看见门洞里瑟瑟缩缩蹲了一个人。这是谁呀？他正纳闷，那人见他走下轿来，立忙站起身踱了过来，双手抱拳一揖，笑着问道：
“你可是金大人？”
“在下正是。”金学曾听出这声音很熟悉，但一时想不起是谁，便快走两步，走近前来脸对脸辨认。一看来者瘦削的脸庞和下巴上干枯稀疏的山羊胡子，不免大吃一惊，嚷道，“啊，是李大人，你怎么突然来了？”
这位李大人不是别个，正是金学曾在荆州税关任职时结识的远安县知县李顺。在揭露荆州知府赵谦贪赃枉法的事情上，李顺帮过他的大忙，从此两人成了莫逆之交。万历六年，金学曾升任湖广学政，两人就极少见面。万历八年，金学曾奉调进京再次升官，任户部右侍郎，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只听说李顺六年考满迁升一级，调到河南当上了南阳府同知。只不知为何在这岁暮年关之时，他竟突然在北京城中出现。
“金大人，你这家还真不大好找啊。”李顺搓着双手，嘴里哈出了白气。
“亏你还找得到，有的人不相信我会住在这样的陋巷，硬是不肯到这穷人堆里找我。”金学曾苦笑着说。又问，“李大人，你既找上门来，为啥不进屋？”
“咱进得去吗，你看看，铁将军把门。”
金学曾一看，大门上果然落了锁。他便从墙缝儿里掏了一把钥匙出来，一边开门，一边说道：“我家那个苍头，大概上街买东西去了。”说着把李顺让进屋里。
待金学曾掌了灯，李顺四下一瞧，这里虽然也是一座小小的四合院，大大小小有七八间房屋，倒有一多半是空的，里里外外瞧不着一些生气，不免狐疑地问：
“金大人，你的家眷呢？”
“都在老家。”
“你如今已是三品大员，怎么还像过去那样，屋梁上挂棒槌，独打独一个？”
“当官在外，带着家眷多累呀。”
金学曾虽然说的是玩笑话，在李顺听来，倒有一多半是实情。金学曾打从万历三年出掌荆州税关，一直处在风波之中，每次调任新职，虽然都是升官，但等着他的差事却没有一件是轻松的。待他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把一大堆麻烦处理完毕，还没有松心几天，又有新的苦差等着他。官场上的人都知道，金学曾是张居正最为赏识的干臣，却也最苦最累，一天到晚忙得脚打腚子。所有得罪人的事，张居正都巴不得他挂红胡子扛大刀在前头冲冲杀杀。在这种情形下，金学曾哪里有心思想到家眷的事。眼下看到金学曾的“官邸”这般穷酸，李顺简直怀疑走错了地儿，这儿怎么可能是户部右侍郎这种有权有势的高官住宅？李顺还注意到，金学曾身上穿的是一领青色的棉布袍子，而不是让人眼馋的三品孔雀官服，当下心一沉，急切地问：
“金大人，你怎么穿这身衣服？”
“我已不是朝廷的命官了。”
“什么？”李顺这一惊非同小可，他看着金学曾不像是开玩笑，便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家母半个月前去世，我接到噩耗，就立刻向皇上呈了手本，恳请丁忧守制。”
“皇上批准了？”
“丁忧是常例，皇上有何不批准的，”金学曾脸上充满忧戚，“昨日我已到吏部办妥回籍手续，今日到户部办了交接，明天一早就离京，回家奔丧。”
李顺听此消息，一方面为金学曾大孝在身而悲痛，另一方面又为他的前程因此受阻而感到难过，想了想，问道：
“首辅张大人准你离开？”
金学曾凄然一笑：“他不让我回家守制，未必让我夺情？”
“那……”李顺一时无话可说。
金学曾喟然一叹，言道：“从万历元年开始，这几年来，该做的事我都做了。这一年多来，我感到特别累，现在，也该歇息歇息了。”
李顺默然不语，他听出金学曾的话中似乎有几分颓唐，正猜疑间，金学曾问他：
“李大人，你还在南阳府供职？”
“是的。”
“这次为何来京？”
“吏部咨文召咱进京，说是让咱觐见皇上。”
“哦，我知道了，”金学曾一拍脑袋，仿佛突然记起了什么，言道，“南阳府的土地清丈，是由你这个同知负责。十月间，首辅把吏、户两部当事官员叫到内阁交代，说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找出十个在清丈田地中功劳最大的官员，把他们请来北京，由皇上亲自接见并给予褒奖。我在户部分管此事，因此在议定名单时，就特意把你列上。”
李顺一听，连忙摇了摇头，自嘲地说：“咱就寻思着，这样的好事儿，怎么会轮到我这个穷措大身上，原来是你开了个后门。”
“这哪是开后门，你李大人的确做得不差嘛。听说南阳府田地清丈之后，新增了一万多顷。”
“增是增加了这么多，”李顺眼光一闪，瞅着金学曾叹气言道，“但我李某，真的不想得这个褒奖。”
“这是为何？”金学曾颇为诧异。
李顺低眉落眼半晌不说话，看他那样子，倒像是装了满满一肚子牢骚。
却说万历六年首先在山东开始，继而推及全国的土地清丈，历时三年终告竣工。经过勘察核实，总计天下田亩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上一次弘治年间的清丈竟多出了三百万顷。这多出的部分，势豪大户之诡寄、隐匿的庄田差不多占了大半。勋戚豪强以权谋私大肆鲸吞土地，数量如此之大，连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的张居正也深感意外。为了防止这些权贵伺机反扑日久生变，他让户部立即制订配套的法令，加以限制，并说服万历皇帝颁旨允行。这道法令由担任户部右侍郎的金学曾起草，张居正最后改定，其中有这样一段：
万历九年议准，勋戚庄田，五服递减。勋臣止于二百顷，已无容议。惟戚臣，如始封本身为一世，子为二世，孙为三世，曾孙为四世，曾孙之子为五世。以今见在官品为始，以今见留地数为准。系二世者，分为三次递减；系三世者，分为二次递减；至五世，止留一百顷为世业。如正派已绝，爵级已革，不论地亩多寡，只留五顷，给旁支看守坟茔之人。
又题准，勋戚庄田，有司照例每亩征银三分，解部验讫。如有纵容家人下乡占种民地，及私自征收田赋，多勒租银者，听屯田御史参究严办。
这道法令一经颁布，立刻在勋戚豪强间引起一片喧嚣。大明开国两百多年来，勋臣贵族一直是土地的最大拥有者。这些人自恃有朝廷庇护，在地方上扰民害民横行霸道，老百姓多是敢怒而不敢言。如今，张居正亲自主持制定的法令，对这些天潢贵胄不仅限田，而且还要逐代减田。如若有谁胆敢以身试法再行横征暴敛，一定严惩不贷。如此严厉地对待权贵，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正因为张居正义无反顾地坚持推行“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的治国主张，万历王朝终于大幅扭转了嘉、隆以来的颓败之势，濒于崩溃的国家财政获得根本好转。仅清丈新增田亩带来的收益，每年都可为国库增加九百多万两银子的进项，真可谓物阜民丰，国力强盛！
在此基础上，张居正认为推行赋税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再次请得万历皇帝的诏旨，在全国统一推行“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法，就是将一州一县的所有田赋、徭役以及各种杂差和贡纳，统统并为一条，折成银两交纳，并官收官解。此前，农民交缴田赋，均是谷麦实物，按田亩所摊的徭役，也必须由种田人亲自出差。所以，以致缴赋之日，粮船粮车不绝于道途，各地官仓满溢为患。由乡及县，由县及府，由府解运各地廒仓，其间不知要耗去多少运力差役，又不知因沿途损耗，层层盘剥，粮户平白增加多少负担！实行“一条鞭”法之后，一改历朝历代实物纳赋为银钱交税，既便于民众又利于朝廷，这实乃是划时代的改革之举。
最早提出“一条鞭”改革设想的，是嘉靖九年的内阁大学士桂萼。他构想“以一切差银，不分有无役占，随田征收”。第二年，屯田御史付汉臣正式疏陈：“顷行‘一条鞭’法，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县，各州县总于府，各府总于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嘉靖皇帝当时准旨先行在南直隶的宁国、应天、苏州等府，湖广长沙府，山西平阳、太原二府以及广东琼州府的感恩县等地先行试点。兹后经半个世纪，“一条鞭”法的推行时断时续。赞同者称为善政，反对者称为“农蠹”。不遗余力的推行者，在嘉靖及隆庆两朝有苏州知府海瑞、应天府尹宋仪望、浙江巡抚庞尚鹏以及江西巡抚潘季驯等封疆大吏，最后这些人几乎全都因为坚持“一条鞭”法而被参究革职。反对者多半都是当道政要，远的不说，就说万历改元后的首任左都御史葛守礼，就是一个坚持不懈的反对者。他认为施行“一条鞭”法是“工匠及富商大贾，皆以无田免役，而农夫独受其困”。隆庆二年，葛守礼在担任户部尚书期间，曾给皇上写了一道奏章，要求在全国停止施行“一条鞭”法，竟得到了隆庆皇帝的批准。此后，“一条鞭”法不行于天下州县达数年之久。早在嘉靖年间，张居正就是“一条鞭”法的热心提倡者，宋仪望、庞尚鹏、潘季驯等人，也都是他的政友。海瑞于隆庆二年任南直隶巡抚都御史，因行使“一条鞭”法引起了官绅的惶恐和刻骨仇恨，以致被言官戴凤翔等人攻击为“沽名乱政”而被迫致仕。当时张居正已是内阁次揆。即使在这样显赫的位子上，他也无法为海瑞辩诬，只是在海瑞免官回到老家之后，他去信表示歉意，言道：“三尺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能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忝钧轴，得与参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议，有深愧焉。”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张居正当时的愤懑和无奈。他出掌内阁之后，便有心重新推行“一条鞭”法。但他总结前朝教训，深知若不先行丈量土地清查田亩，“一条鞭”法的推行的确存在葛守礼所指出的增加小户农家负担的问题。所以，在万历四年，当朝中的当道大臣再也没有掣肘人物，他决定重新启用宋仪望与庞尚鹏两人，在反对“一条鞭”最为剧烈的应天府与福建省两地再行推广，积累经验。到了万历九年初，一俟清丈田亩宣告结束，他便立即请旨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从此，这一争论了半个世纪的赋税改革，因张居正的铁腕手段终成为万历王朝的正式制度。在中国已经实行了两三千年的实物田赋，也从此永久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在经历了裁汰冗官，整饬吏治，整顿驿递，子粒田征税等一系列改革之后，再加上清丈田亩和“一条鞭”法的实施，万历新政已大见成效，而张居正的声望亦因此达到了巅峰。从朝廷到民间，从江南到漠北，只要一提到张居正的名字，人们莫不肃然起敬。纵然是村夫野老，也都知道当今圣上万历皇帝对他的师相张居正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自大明开国以来，没有哪一位首辅能够像张居正这样真正握有重整社稷扭转乾坤的摄政大权。皇上给予他的荣誉和地位，使他达到了人臣之极。比如说，他的二儿子嗣修与三儿子懋修，参加万历九年的秋闱大典，两人均中进士。廷试中，皇上亲自拿笔圈点，将懋修擢拔为状元，嗣修为探花。一家两魁，这是千百年来科举中未曾发生过的事，士林舆论一时哗然，然皇上钦定，谁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紧接着秋闱大典之后，便是例行的京察。张居正以九年考满功绩卓著，又被皇上晋为太师，上柱国。两个勋职均是一个人臣所能得到的最高褒奖。特别是上柱国，在张居正之前的明朝首辅中，有三个人获得过这种荣誉，但都是在死后得到，惟独张居正生前受封。因此有位阿谀奉承的官员写了一副对联，做成金字送到他的府上，联曰：“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张居正得到这副对联很是高兴，将它挂在客厅里，以便前来拜谒的人观看。>
一过冬至，天道日短。刚交酉时，街面上就黑乎乎地啥也看不清。金学曾坐了一乘两人抬的小轿，忽忽悠悠从户部衙门回到家来，突然看见门洞里瑟瑟缩缩蹲了一个人。这是谁呀？他正纳闷，那人见他走下轿来，立忙站起身踱了过来，双手抱拳一揖，笑着问道：
“你可是金大人？”
“在下正是。”金学曾听出这声音很熟悉，但一时想不起是谁，便快走两步，走近前来脸对脸辨认。一看来者瘦削的脸庞和下巴上干枯稀疏的山羊胡子，不免大吃一惊，嚷道，“啊，是李大人，你怎么突然来了？”
这位李大人不是别个，正是金学曾在荆州税关任职时结识的远安县知县李顺。在揭露荆州知府赵谦贪赃枉法的事情上，李顺帮过他的大忙，从此两人成了莫逆之交。万历六年，金学曾升任湖广学政，两人就极少见面。万历八年，金学曾奉调进京再次升官，任户部右侍郎，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只听说李顺六年考满迁升一级，调到河南当上了南阳府同知。只不知为何在这岁暮年关之时，他竟突然在北京城中出现。
“金大人，你这家还真不大好找啊。”李顺搓着双手，嘴里哈出了白气。
“亏你还找得到，有的人不相信我会住在这样的陋巷，硬是不肯到这穷人堆里找我。”金学曾苦笑着说。又问，“李大人，你既找上门来，为啥不进屋？”
“咱进得去吗，你看看，铁将军把门。”
金学曾一看，大门上果然落了锁。他便从墙缝儿里掏了一把钥匙出来，一边开门，一边说道：“我家那个苍头，大概上街买东西去了。”说着把李顺让进屋里。
待金学曾掌了灯，李顺四下一瞧，这里虽然也是一座小小的四合院，大大小小有七八间房屋，倒有一多半是空的，里里外外瞧不着一些生气，不免狐疑地问：
“金大人，你的家眷呢？”
“都在老家。”
“你如今已是三品大员，怎么还像过去那样，屋梁上挂棒槌，独打独一个？”
“当官在外，带着家眷多累呀。”
金学曾虽然说的是玩笑话，在李顺听来，倒有一多半是实情。金学曾打从万历三年出掌荆州税关，一直处在风波之中，每次调任新职，虽然都是升官，但等着他的差事却没有一件是轻松的。待他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把一大堆麻烦处理完毕，还没有松心几天，又有新的苦差等着他。官场上的人都知道，金学曾是张居正最为赏识的干臣，却也最苦最累，一天到晚忙得脚打腚子。所有得罪人的事，张居正都巴不得他挂红胡子扛大刀在前头冲冲杀杀。在这种情形下，金学曾哪里有心思想到家眷的事。眼下看到金学曾的“官邸”这般穷酸，李顺简直怀疑走错了地儿，这儿怎么可能是户部右侍郎这种有权有势的高官住宅？李顺还注意到，金学曾身上穿的是一领青色的棉布袍子，而不是让人眼馋的三品孔雀官服，当下心一沉，急切地问：
“金大人，你怎么穿这身衣服？”
“我已不是朝廷的命官了。”
“什么？”李顺这一惊非同小可，他看着金学曾不像是开玩笑，便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家母半个月前去世，我接到噩耗，就立刻向皇上呈了手本，恳请丁忧守制。”
“皇上批准了？”
“丁忧是常例，皇上有何不批准的，”金学曾脸上充满忧戚，“昨日我已到吏部办妥回籍手续，今日到户部办了交接，明天一早就离京，回家奔丧。”
李顺听此消息，一方面为金学曾大孝在身而悲痛，另一方面又为他的前程因此受阻而感到难过，想了想，问道：
“首辅张大人准你离开？”
金学曾凄然一笑：“他不让我回家守制，未必让我夺情？”
“那……”李顺一时无话可说。
金学曾喟然一叹，言道：“从万历元年开始，这几年来，该做的事我都做了。这一年多来，我感到特别累，现在，也该歇息歇息了。”
李顺默然不语，他听出金学曾的话中似乎有几分颓唐，正猜疑间，金学曾问他：
“李大人，你还在南阳府供职？”
“是的。”
“这次为何来京？”
“吏部咨文召咱进京，说是让咱觐见皇上。”
“哦，我知道了，”金学曾一拍脑袋，仿佛突然记起了什么，言道，“南阳府的土地清丈，是由你这个同知负责。十月间，首辅把吏、户两部当事官员叫到内阁交代，说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找出十个在清丈田地中功劳最大的官员，把他们请来北京，由皇上亲自接见并给予褒奖。我在户部分管此事，因此在议定名单时，就特意把你列上。”
李顺一听，连忙摇了摇头，自嘲地说：“咱就寻思着，这样的好事儿，怎么会轮到我这个穷措大身上，原来是你开了个后门。”
“这哪是开后门，你李大人的确做得不差嘛。听说南阳府田地清丈之后，新增了一万多顷。”
“增是增加了这么多，”李顺眼光一闪，瞅着金学曾叹气言道，“但我李某，真的不想得这个褒奖。”
“这是为何？”金学曾颇为诧异。
李顺低眉落眼半晌不说话，看他那样子，倒像是装了满满一肚子牢骚。
却说万历六年首先在山东开始，继而推及全国的土地清丈，历时三年终告竣工。经过勘察核实，总计天下田亩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上一次弘治年间的清丈竟多出了三百万顷。这多出的部分，势豪大户之诡寄、隐匿的庄田差不多占了大半。勋戚豪强以权谋私大肆鲸吞土地，数量如此之大，连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的张居正也深感意外。为了防止这些权贵伺机反扑日久生变，他让户部立即制订配套的法令，加以限制，并说服万历皇帝颁旨允行。这道法令由担任户部右侍郎的金学曾起草，张居正最后改定，其中有这样一段：
万历九年议准，勋戚庄田，五服递减。勋臣止于二百顷，已无容议。惟戚臣，如始封本身为一世，子为二世，孙为三世，曾孙为四世，曾孙之子为五世。以今见在官品为始，以今见留地数为准。系二世者，分为三次递减；系三世者，分为二次递减；至五世，止留一百顷为世业。如正派已绝，爵级已革，不论地亩多寡，只留五顷，给旁支看守坟茔之人。
又题准，勋戚庄田，有司照例每亩征银三分，解部验讫。如有纵容家人下乡占种民地，及私自征收田赋，多勒租银者，听屯田御史参究严办。
这道法令一经颁布，立刻在勋戚豪强间引起一片喧嚣。大明开国两百多年来，勋臣贵族一直是土地的最大拥有者。这些人自恃有朝廷庇护，在地方上扰民害民横行霸道，老百姓多是敢怒而不敢言。如今，张居正亲自主持制定的法令，对这些天潢贵胄不仅限田，而且还要逐代减田。如若有谁胆敢以身试法再行横征暴敛，一定严惩不贷。如此严厉地对待权贵，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正因为张居正义无反顾地坚持推行“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的治国主张，万历王朝终于大幅扭转了嘉、隆以来的颓败之势，濒于崩溃的国家财政获得根本好转。仅清丈新增田亩带来的收益，每年都可为国库增加九百多万两银子的进项，真可谓物阜民丰，国力强盛！
在此基础上，张居正认为推行赋税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再次请得万历皇帝的诏旨，在全国统一推行“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法，就是将一州一县的所有田赋、徭役以及各种杂差和贡纳，统统并为一条，折成银两交纳，并官收官解。此前，农民交缴田赋，均是谷麦实物，按田亩所摊的徭役，也必须由种田人亲自出差。所以，以致缴赋之日，粮船粮车不绝于道途，各地官仓满溢为患。由乡及县，由县及府，由府解运各地廒仓，其间不知要耗去多少运力差役，又不知因沿途损耗，层层盘剥，粮户平白增加多少负担！实行“一条鞭”法之后，一改历朝历代实物纳赋为银钱交税，既便于民众又利于朝廷，这实乃是划时代的改革之举。
最早提出“一条鞭”改革设想的，是嘉靖九年的内阁大学士桂萼。他构想“以一切差银，不分有无役占，随田征收”。第二年，屯田御史付汉臣正式疏陈：“顷行‘一条鞭’法，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县，各州县总于府，各府总于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嘉靖皇帝当时准旨先行在南直隶的宁国、应天、苏州等府，湖广长沙府，山西平阳、太原二府以及广东琼州府的感恩县等地先行试点。兹后经半个世纪，“一条鞭”法的推行时断时续。赞同者称为善政，反对者称为“农蠹”。不遗余力的推行者，在嘉靖及隆庆两朝有苏州知府海瑞、应天府尹宋仪望、浙江巡抚庞尚鹏以及江西巡抚潘季驯等封疆大吏，最后这些人几乎全都因为坚持“一条鞭”法而被参究革职。反对者多半都是当道政要，远的不说，就说万历改元后的首任左都御史葛守礼，就是一个坚持不懈的反对者。他认为施行“一条鞭”法是“工匠及富商大贾，皆以无田免役，而农夫独受其困”。隆庆二年，葛守礼在担任户部尚书期间，曾给皇上写了一道奏章，要求在全国停止施行“一条鞭”法，竟得到了隆庆皇帝的批准。此后，“一条鞭”法不行于天下州县达数年之久。早在嘉靖年间，张居正就是“一条鞭”法的热心提倡者，宋仪望、庞尚鹏、潘季驯等人，也都是他的政友。海瑞于隆庆二年任南直隶巡抚都御史，因行使“一条鞭”法引起了官绅的惶恐和刻骨仇恨，以致被言官戴凤翔等人攻击为“沽名乱政”而被迫致仕。当时张居正已是内阁次揆。即使在这样显赫的位子上，他也无法为海瑞辩诬，只是在海瑞免官回到老家之后，他去信表示歉意，言道：“三尺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能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忝钧轴，得与参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议，有深愧焉。”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张居正当时的愤懑和无奈。他出掌内阁之后，便有心重新推行“一条鞭”法。但他总结前朝教训，深知若不先行丈量土地清查田亩，“一条鞭”法的推行的确存在葛守礼所指出的增加小户农家负担的问题。所以，在万历四年，当朝中的当道大臣再也没有掣肘人物，他决定重新启用宋仪望与庞尚鹏两人，在反对“一条鞭”最为剧烈的应天府与福建省两地再行推广，积累经验。到了万历九年初，一俟清丈田亩宣告结束，他便立即请旨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从此，这一争论了半个世纪的赋税改革，因张居正的铁腕手段终成为万历王朝的正式制度。在中国已经实行了两三千年的实物田赋，也从此永久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在经历了裁汰冗官，整饬吏治，整顿驿递，子粒田征税等一系列改革之后，再加上清丈田亩和“一条鞭”法的实施，万历新政已大见成效，而张居正的声望亦因此达到了巅峰。从朝廷到民间，从江南到漠北，只要一提到张居正的名字，人们莫不肃然起敬。纵然是村夫野老，也都知道当今圣上万历皇帝对他的师相张居正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自大明开国以来，没有哪一位首辅能够像张居正这样真正握有重整社稷扭转乾坤的摄政大权。皇上给予他的荣誉和地位，使他达到了人臣之极。比如说，他的二儿子嗣修与三儿子懋修，参加万历九年的秋闱大典，两人均中进士。廷试中，皇上亲自拿笔圈点，将懋修擢拔为状元，嗣修为探花。一家两魁，这是千百年来科举中未曾发生过的事，士林舆论一时哗然，然皇上钦定，谁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紧接着秋闱大典之后，便是例行的京察。张居正以九年考满功绩卓著，又被皇上晋为太师，上柱国。两个勋职均是一个人臣所能得到的最高褒奖。特别是上柱国，在张居正之前的明朝首辅中，有三个人获得过这种荣誉，但都是在死后得到，惟独张居正生前受封。因此有位阿谀奉承的官员写了一副对联，做成金字送到他的府上，联曰：“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张居正得到这副对联很是高兴，将它挂在客厅里，以便前来拜谒的人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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