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二章 真正地行动起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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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单个的职责中或许是渺小的，但是，它却使我们在遇到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时不感到意外，不惊慌失措、怨天尤人。它是人类精神的最终收获之一。
每一代人都必须承担生活的重压，度过各自的危险，经受多重的考验。每一天我们都面临着各式各样的诱惑，或者是懒惰、自我放纵，或者是邪恶。责任感和勇气的力量使我们不惜牺牲任何世俗的利益，来抵制这些诱惑。当美德已成为一种日常习惯，我们便拥有了个人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就为实现我们被创造出来的目的而优先做好了准备。
缺少一点勇气，对这个世界的损失是件多么惨重的事呀！有做某事的意愿，但却没有去完成它。世界就是这样，它是如此依赖于我们的行动，每一件事情似乎都在对每一个人大声疾呼：“想做什么事情，就要行动，行动！”那些可怜的乡村牧师在各自的教区中和各种邪恶势力搏斗，和违法、犯罪、不公正及各种恶劣行径斗争，他们的责任感比亚历山大大帝还要崇高。而有一些人只不过是个滥竽充数的劳动者，他们装模作样地工作，或者做个两股战战的旁观者，却没有勇气纵身投入。每一天，都有无数默默无闻的人被送进坟墓，如果他们曾经有敢于行动的勇气，或许他们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因而能名垂青史。
爱丁堡大学的威尔逊教授在教导学生时，总是把责任感放在首位，而且，是指采取实际行动的责任感。他的演说深深地影响了那些听课者的品格。他鼓动他们在人生的战场上英勇奋战，像古代丹麦英雄那样“英勇无畏，意志坚强，在完成自己职责的道路上决不动摇退缩”。这就是他的人生信条。
世界上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挫折和失败，大多是因为缺乏勇气。当路德对伊拉斯谟说“难道你想在鸡蛋上行走而不踩破它们，和在玻璃上漫步而不压碎它们”时，胆小怕事而又优柔寡断的伊拉斯谟回答说：“对基督的事业我不会不忠诚。至少时代允许我这样做。”路德的性格则与他截然不同。“我要砸烂这些寄生虫，虽然各种邪恶势力会纠结起来，像房顶的瓦片那样厚实，共同反对我。”或者像圣·保罗一样，“我不仅预备被人捆绑，而且准备被送到耶路撒冷处死。”
亚历山大·巴恩斯爵士说：“我的性格特征十分严肃认真，对于我所从事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漫不经心地去对待。事实上，只要我答应去做的事，我就不会心不在焉。”这就是一个坚强的人和一个懦弱者的全部区别所在。在生活中勇敢者冲锋陷阵，战死沙场；高谈阔论者却被抛到了后面；那些贪生怕死者则逃之夭夭。行动表明了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言语则只是表明我们应该做个什么样的人。在勤勉工作的任何时候我们都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悲观主义者认为，工作或者说工作的必要性是人类的敌人。与此相反，卡罗阁下认为，不可抑制的本能使人类采取行动，而且通过行动产生了一些为我们始料不及的快乐，产生了我们期盼已久的幸福，也完成了那些强加给我们的职责。这种不可压制的本能不是别的，正是生命的本能。行动对人生做出了解释和概括总结。与此同时，它升华了我们自身的内在情感，从而衡量了人生的真正价值。真正的快乐在于：面对各种困难时，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取得了胜利，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种力量一开始只是它自身的主人，然后才成为生命的情人，不管是在征服者的邪恶意愿中还是在战胜科学文化或工作的困难中，总而言之，它是人类忠诚的朋友和安慰者。它使人类克服了自身的各种弱点，变得纯洁和高尚；自觉抵制各种庸俗的诱惑，帮助他度过日常生活中的悲痛，甚至完成他从一时的极度悲伤中的自我解脱。在现实生活中，一旦我们第一次克服了疲劳感和厌烦感，我们就会从此受到鼓舞。撇开它所产生的其他结果不谈，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最实在的快乐。像悲观主义者那样，把工作当作一个敌人，这正是对快乐观念的一种误解。一个劳动者当他看到工作在自己手中或在自己的思想中蓬勃发展时，他会在其中发现自我、发现自身的价值。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不管他是获得了丰收的劳动者，是建造了房屋的建筑师，还是完成了塑像的雕刻家——不管它是一首诗还是一本书，这都无关紧要。
创造的欢乐多于辛勤劳动所得的回报；克服外部困难的有意识的劳动，是生命觉醒了的首次获得的欢乐，而完成了的工作则是最大的喜悦。只要我们局部性地暂时地抑制住了自然，我们就充分发挥了生命的价值，胜利的果实因而奉献给上帝。这就是努力或者说行动中的意志的真正性质。”
人具有不可思议的天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不可思议的劳动能力。力量可以征服环境。行动的准则则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任何环境都无法抗拒。行动为自己扫清了道路，使自己超越于一切对象之上，凌驾于幸与不幸、正义与邪恶之上。在这个世界上，能给我们带来欢乐的是我们的劳动能力不断强大，它把我们引向成功。人的智慧表现在他的行动之中，因为每个人都是他自我劳动的产物。里希特尔指出：“善行如一口钟，它清脆的声音回荡在天空中。”
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积极活跃而又富有同情心的接触和交往，比任何形式的苦思冥想和离群索居，更能充分地为将来健康而又精力充沛的行动做好准备。“通向天堂的生活方式，”斯维登堡说，“不是那种离群索居的生活，而是在现实中积极行动的生活。仁爱，包括在任何活动和工作中都诚实公正，听从上帝的旨意，这并不困难。但是，仅仅过一种虔诚的生活，是与通向天堂的路背道而驰的。尽管一般人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是通向天堂的。”他所说的话，对那些认为为在天堂中生活得更长久，就得发誓在尘世中忍受贫穷和过隐居生活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反驳。
对很多人来说，信仰纯粹是个口头上的言语问题。就言语本身而言，我们只说那些我们认为正确的话。但是，言语不会产生行动、思想和举措，也不会通向纯洁、善良和诚实。人们在宗教信仰方面的敷衍太多，而具有的勤勤恳恳工作热情太少。关于信仰方面的著作已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了，但是，体现在人的品格和行动之中的真正信仰比这些著书立说要有益得多。一个人如果不具备真实而又坚强的意志把他引向善行，他要么成为沉溺于声色享乐的玩物，要么成为一个游手好闲的无耻之徒。
当前，困扰着英国青少年的一个最大危险就是懒惰。那种称之为“文化”的东西实际上什么也不是。它或许是与最卑鄙下流的道德品质紧密相关，对权势者奴颜婢膝、摇尾乞怜，对下层社会和穷苦百姓则傲慢无礼。这些举止轻浮、懒散无礼的青少年没有任何信仰，不崇拜任何偶像，也没有任何志向。他们甚至对正义最终战胜邪恶也心存疑虑。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女性化了的男人，他们总是说“男女都是一样的”，“这没有什么意义”。其实男女并不是一样的，即使100年以后男女也不会一样。个体的生活反映着整个社会的生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职责需要完成，有自己特殊的工作需要去做。否则他将遭受痛苦，别人也会因为他而遭受磨难。他的懒惰传染给了别人，树立起一个极坏的榜样。毫无意义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种过早的夭折，使人成为行尸走肉。
许多年轻人总是满腹牢骚，成天发个不停，却不肯采取任何行动，着手去做那些自己梦寐以求的事情。钱宁博士注意到了他们的这一缺陷。他悲叹着说，许多年轻人都会在一所绝望的学校中成长。生活有意义吗？当然没有，如果我们只是在无所事事中虚掷光阴，甚至连阅读也常常被认为是智力的浪费。他们对教养毫无兴趣，因此，你所见到的都是些怨天尤人、漫不经心和老于世故的青少年。他们的精神只对智力和精明感兴趣，喜欢对别人的行动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而他们自己却什么事也不做。他们对别人的认真和热情冷嘲热讽，这些理性的漂泊者被一种可悲的冷漠主宰着。他们的灵魂，如果他们还意识到自己有灵魂的话，是在随风飘荡、任意东西。他们不相信自己所了解的东西。这样的心灵所接受的思想当然不会产生任何行动。他们没有任何原则或信仰，信仰的成分全然被忽视了。他们没有信念，当然也不会有任何成就；他们没有效仿高尚人物的期望，没有获得高尚思想观念的热情，更没有拥有高尚品格的志尚。
拥有太高的智力，却毫无信念；拥有太多的知识，却毫无智慧；这些年轻人具有太多的“文化”，却毫无仁慈之心。一个国家可以只拥有优雅的举止，而不再拥有其他任何东西。知识和智慧有天壤之别，不能混为一谈，两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博学是否会产生智慧和善行，是大可值得怀疑的。费拉隆曾经说过，与其热爱好书，不如自己做一本活生生的好书。各种各样的阅读材料或许会给我们带来愉悦，但不能给心灵提供精神食粮。圣安塞姆说：“上帝往往成就那些没有知识的人的生活，因为他们追求的是神的事业；而不回应那些拥有才华的博学者的生活，因为他们追求的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一个伟大的法国作家给他的同代人描绘了这样一幅肖像：“在每一方面你都会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对信念和职责漠不关心，他们有的只是对感官快乐和金钱的热情，因为它们能获得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金钱来购买——良心、荣誉、信仰、观念、尊严、权力、体贴和自尊。所有的真理和所有的美德都只剩下巨大的残骸。而一切哲学理论，一切不敬神灵的学说，都已自我解体，被这种漠不关心的制度所吞噬。真理和谬误同样赤裸裸地被拖进了坟墓，而这座坟墓现在已空空如也，连尸骨也找不到一根。”
然而，我们将通过“文化”得到补偿。这是一个来源于德语的新词。很多人都崇拜“文化”。“文化”是他们唯一的信仰。这是一种经过了精巧的修饰的理智上的犬儒主义和怀疑论。持这种学术观点的人往往在生活中表现出一种极度的超越，就像莫里哀在《伪君子》中所塑造的那些人物，“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之感到惊讶”是他们的座右铭。他们嘲笑那些由来已久的美德，诸如勤奋、自制、充满活力和自助等。唯一的信念就是无情的否定。在他们那里，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崇拜，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期望。他们怀疑一切，自己什么事也不做，却对别人的工作全部否定。除了自己，他们不相信任何东西。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上帝。
歌德是感性或者说是文化的创造者，但是，和席勒的一样，歌德的诗没有展示出任何行动。他的著作都是不结果实的花朵。他是一个只与女人的爱情做交易的商人。他通过自己的魅力使女人依附于自己。“如果他的心中没有了女人”，歌德的传记作家写道，“他就会像一个没有了解剖对象的解剖学外科医生。他曾经说过巴尔扎克的每一篇好的小说似乎都是挖掘了一个痛苦女人的心中隐私。巴尔扎克或许也可以用同样的话来回敬他。歌德幼年时期对自然史非常喜爱。他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曾经把花朵撕成碎片，想看看那些花瓣是怎样镶嵌在花萼之中；甚至还拔掉鸟的羽毛，看看它们是如何插在鸟儿的翅膀上。’贝蒂拉曾经对霍顿勋爵说他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过女人。他的所有情人，不论其地位高低，都强烈反对他的这种活体解剖方式。他的魅力是非凡的。或许是为了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他总是想表现出这种强烈的感情，在肆意夸张这种感情时他毫无顾忌，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就像一个画家为了表现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个典型人物所受的肉体上的巨大痛苦，在创作时往往会在他的身体肋部插进一根长矛。这种情况下，洞察秋毫的能力需要相当的冷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歌德，他就像《厌世者》中的英雄。当所要求的一定程度的激动已经抵临时，他把手指放在脉搏上，避开过分的狂热和高度兴奋。歌德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他把任何事情都当作冒险或爱情来考虑，习惯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待他所熟悉的任何一个女性，他发现减轻一种灾难或者失望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写出来。”（注：《歌德》，A。海沃德著。）
与富有的心灵相比，炫耀自己仅有的智力是多么的愚蠢啊！它无用、卑贱，干硬的躯体无法承载包含所有的理解能力，等待破译。如果灵魂无法给躯体增添湿度和活力、物质和现实、真理和欢乐，那么，它将只是一个死气沉沉的骨架，一些机械联系在一起的干瘪的骨头。每个人都会记得谦虚的牛顿所说过的一句名言。牛顿，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他创立了流体力学，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发现了光的可分解性。他感到自己只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在他面前是无边无际的真理的海洋，这都等待着人们去探索。现在，哪一个哲学家会做如此坦率的表白呢？
“真理，”德梅斯特伯爵说，“人只能通过他心灵的精神去获得。一个善良的人往往会吃惊地发现那些才华出众的人总是拒绝接受那些显而易见的真理。这些人欠缺某一方面的才能，事情就是这样。即使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如果他对上帝没有敬畏感，那么，我们不仅不能征服他，而且也没有办法使他理解我们。”汉弗莱·戴维爵士也说：“在生活中，理性往往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它摧毁了人的感情，而代之以谨小慎微的原则。”
然而，关于职责的最广阔的天地是在文学领域和书本知识之外的。人，与其说是有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社会性的存在。人类文明的精髓是从社会交往中而来的，诸如礼貌、自尊、相互容忍和为了利他而自我牺牲。人类的经验要比文学宽阔得多。生活本身就是一本与生命共始终的书，不过，要读懂这本难度很大的书是需要智慧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维妮女士说，“文明的观念是与读书写字密不可分的。现在，只有愚蠢和无知的人才不会读写。但是，在50年以前，读书，除了最高形式的教育外，是例外的事情。那些极其聪明的男人和女人们，除了《圣经》外，几乎不需要凭借其他什么帮助，就可以提出一些极其难能可贵的思想。那时，即使在上层社会的女性中，读书也不是很普遍的现象。‘我的祖母在写字时，几乎不知道单词该怎么拼写。除了《圣经》外，她没有读过别的什么书，’一位很有鉴别能力的法国人说，‘但是，她比现在的女性要优秀和聪明得多。’”
在古代，通常会把一些职责交由男孩子去完成，以此作为一种考验。如果他失败了，这是非常有失体面的事情；如果他顺利完成了，那他也只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至于通过教育的方式把人类提升到一个非常高尚的道德境界这样一种梦想，”休·米勒说，“只是时代的一种幻想，就像幻想只通过一种炼金术的方法就可以点石成金一样。”
毕竟家庭是进行培训的最好学校。家庭生活是上帝用以熏陶青少年的手段，而家庭主要是由女性来营造的。“法国的希望”，奥尔良大主教说，“寄托在母亲们的身上。”英国也同样如此。但是，天哪，我们到处可以听到妇女们的大声疾呼，她们在抗议自己的女性气质，在竭尽全力地抛弃她们身上所具备的那些最为可爱的品格。她们要求权力——政治的权力，殊不知，世界的面貌完全是由她们在家庭中所造成的影响决定的。她们坚信选举的可能性，要求“给予选举权”。难道她们真的相信：如果她们拥有每3年或5年在议会代表选举中的选举权，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因此更美好吗？圣保罗给了待在家中和在家中劳作的女性荣誉勋章，因为他意识到家庭是社会的结晶体，家庭中的爱和职责是来自我们最亲爱的人的最好的保护伞。最近有一个作家，在描述了女性所应具备的天性之后，她指出，“看到现在的女性很容易被人煽动，去追求那些新潮的思想和工作，这真让人感到担忧。通向天堂的路，对她们比对她们的母亲和祖母要遥远得多。对她们来说，信仰是苍白无力的，她们没有把自己托付给安全可靠的上帝，也没有想着去完成仁慈的上帝所授予自己的职责，因而心灵空虚。”而这位作家本人就是个女性。
在最近发生的普法战争之前，斯托弗尔男爵受派遣去调查普鲁士和法国的舆论和道德状况。他在调查报告中指出：“军队中的纪律取决于社会和家庭中的纪律。普鲁士国家的青少年都被训练成了普遍服从、尊重权威的人，尤为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恪尽职守。但是，这些在法国家庭中不存在的纪律又怎能在法国军队中存在呢？而且，让我们看看家庭之外的圈子，在法国公立中学、中小学和大学中，我们是否采取什么措施使孩子们尊重他们的父母、忠于职守、服从权威和法律呢？更重要的是，是否使他们相信上帝了呢？没有，连与此相关的事情我们都不曾去做。其结果是，每年我们送到部队去的那些年轻人，完全缺乏宗教原则和正确的道德观念；他们从孩童时代起，就不习惯约束、服从，对任何事情都讨价还价、不尊重。然而，却有人伪称：只要这些毫无纪律毫无原则的青少年进了军队，我们就可以立即使他们习惯于纪律。这些人也承认军队中的纪律只不过是个人生活中的原则——即责任感、服从上级的指派、遵守政府的法令和各种规章制度。……在环境的压迫下，一时建立起来的虚假的纪律，持续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一旦面临严竣的考验，它就会立刻化为乌有。”不用说，事实证明，斯托弗尔男爵的这些话是千真万确的。
在英国，是否也在经历着同样的过程呢？规模不断扩大的民主潮流正淹没了那些与人相处的原则和高尚的道德品质。这个虚荣心极重的民族，到处炫耀着自己的财富、力量、资源、海军和其他军事力量以及在商业方面的优势。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在几年之中丧失殆尽。和荷兰一样，可能成为一个富裕但又相当弱小的民族。民族取决于组成它的各个个体。一个民族的公民，不论是个体或者集体，如果都不具备高尚的品德，不忠于职守，不崇尚荣誉和公正，那么，这个民族是绝不会因此而闻名于世。
德比勋爵在他最近的一次演说中指出：“一位品德极为高尚的人前天对我说，他认为，自从滑铁卢战役以来，那些使整个民族保持活力和强大的品质都在持续地走向衰落。虽然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从他的神态举止和说话的语调我可以推断，他认为想恢复这些品质已为时太晚，一场巨大的灾难犹如洪水猛兽即将降临。那些行将就木的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将不会看到这种情形。在一定的条件下，这场灾难是肯定会出现的。”
这些话语是一种严重的警告。是否会和100年前的法兰西一样，灾难如期降临呢？诺曼·麦克劳德博士最近指出：“目前存在的这种混乱状况是从1815年战争之后不久就开始的，如同宗教改革时期一样，时下处于多事之秋，令人最难以忍受。一方面，关于一切事物，包括社会的、政治的、科学的、哲学的和神学的陈旧的思想观念都已被打碎。尽管那些摧毁旧的传统的一方愚蠢而又自负，但是，人数更多的另一方，有着难能可贵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巨大的责任感。如果反复地思考，我们就会知道这些人有着对代表真理的上帝的坚强信念。至于苏格兰人，现在跟他们谈信仰还为时过早。我们忽略了一些大的世界性问题，争论平庸得就像粗野的女人在争论到底是滑冰鞋还是比目鱼。”
关于未来的前景，还有什么比看到那些男人和女人用一生的精力，把他们父辈早就深信不疑的基本原则理论化或加以怀疑而更令人忧虑呢？只有信仰这些基本的准则，他们的忠诚、善良和成就才会有保障。有两种思想，一旦被心灵所接受，就会改变我们全部的生活过程——这两种思想，一种认为尘世只是永无止境的生存状态的开端；另一种则认为今生活着的人还会有来生。每个人既可以选择善行，也可以选择邪恶。那么究竟谁的力量更为强大呢？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我们觉醒的良心和受到开化的意志。我们在完成各种各样职责的过程中或许无法避免困难和悲伤，但是，这些职责必须完成，而且必须心情愉悦地去完成，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善行给我们自己以力量，同时也激发他人去行善。善行是实干家的宝贵财富。因此，让我们振作起来，强化精神的力量，为将来的行动做好准备吧。这，就是人生的历程。
成单个的职责中或许是渺小的，但是，它却使我们在遇到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时不感到意外，不惊慌失措、怨天尤人。它是人类精神的最终收获之一。
每一代人都必须承担生活的重压，度过各自的危险，经受多重的考验。每一天我们都面临着各式各样的诱惑，或者是懒惰、自我放纵，或者是邪恶。责任感和勇气的力量使我们不惜牺牲任何世俗的利益，来抵制这些诱惑。当美德已成为一种日常习惯，我们便拥有了个人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就为实现我们被创造出来的目的而优先做好了准备。
缺少一点勇气，对这个世界的损失是件多么惨重的事呀！有做某事的意愿，但却没有去完成它。世界就是这样，它是如此依赖于我们的行动，每一件事情似乎都在对每一个人大声疾呼：“想做什么事情，就要行动，行动！”那些可怜的乡村牧师在各自的教区中和各种邪恶势力搏斗，和违法、犯罪、不公正及各种恶劣行径斗争，他们的责任感比亚历山大大帝还要崇高。而有一些人只不过是个滥竽充数的劳动者，他们装模作样地工作，或者做个两股战战的旁观者，却没有勇气纵身投入。每一天，都有无数默默无闻的人被送进坟墓，如果他们曾经有敢于行动的勇气，或许他们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因而能名垂青史。
爱丁堡大学的威尔逊教授在教导学生时，总是把责任感放在首位，而且，是指采取实际行动的责任感。他的演说深深地影响了那些听课者的品格。他鼓动他们在人生的战场上英勇奋战，像古代丹麦英雄那样“英勇无畏，意志坚强，在完成自己职责的道路上决不动摇退缩”。这就是他的人生信条。
世界上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挫折和失败，大多是因为缺乏勇气。当路德对伊拉斯谟说“难道你想在鸡蛋上行走而不踩破它们，和在玻璃上漫步而不压碎它们”时，胆小怕事而又优柔寡断的伊拉斯谟回答说：“对基督的事业我不会不忠诚。至少时代允许我这样做。”路德的性格则与他截然不同。“我要砸烂这些寄生虫，虽然各种邪恶势力会纠结起来，像房顶的瓦片那样厚实，共同反对我。”或者像圣·保罗一样，“我不仅预备被人捆绑，而且准备被送到耶路撒冷处死。”
亚历山大·巴恩斯爵士说：“我的性格特征十分严肃认真，对于我所从事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漫不经心地去对待。事实上，只要我答应去做的事，我就不会心不在焉。”这就是一个坚强的人和一个懦弱者的全部区别所在。在生活中勇敢者冲锋陷阵，战死沙场；高谈阔论者却被抛到了后面；那些贪生怕死者则逃之夭夭。行动表明了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言语则只是表明我们应该做个什么样的人。在勤勉工作的任何时候我们都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悲观主义者认为，工作或者说工作的必要性是人类的敌人。与此相反，卡罗阁下认为，不可抑制的本能使人类采取行动，而且通过行动产生了一些为我们始料不及的快乐，产生了我们期盼已久的幸福，也完成了那些强加给我们的职责。这种不可压制的本能不是别的，正是生命的本能。行动对人生做出了解释和概括总结。与此同时，它升华了我们自身的内在情感，从而衡量了人生的真正价值。真正的快乐在于：面对各种困难时，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取得了胜利，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种力量一开始只是它自身的主人，然后才成为生命的情人，不管是在征服者的邪恶意愿中还是在战胜科学文化或工作的困难中，总而言之，它是人类忠诚的朋友和安慰者。它使人类克服了自身的各种弱点，变得纯洁和高尚；自觉抵制各种庸俗的诱惑，帮助他度过日常生活中的悲痛，甚至完成他从一时的极度悲伤中的自我解脱。在现实生活中，一旦我们第一次克服了疲劳感和厌烦感，我们就会从此受到鼓舞。撇开它所产生的其他结果不谈，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最实在的快乐。像悲观主义者那样，把工作当作一个敌人，这正是对快乐观念的一种误解。一个劳动者当他看到工作在自己手中或在自己的思想中蓬勃发展时，他会在其中发现自我、发现自身的价值。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不管他是获得了丰收的劳动者，是建造了房屋的建筑师，还是完成了塑像的雕刻家——不管它是一首诗还是一本书，这都无关紧要。
创造的欢乐多于辛勤劳动所得的回报；克服外部困难的有意识的劳动，是生命觉醒了的首次获得的欢乐，而完成了的工作则是最大的喜悦。只要我们局部性地暂时地抑制住了自然，我们就充分发挥了生命的价值，胜利的果实因而奉献给上帝。这就是努力或者说行动中的意志的真正性质。”
人具有不可思议的天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不可思议的劳动能力。力量可以征服环境。行动的准则则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任何环境都无法抗拒。行动为自己扫清了道路，使自己超越于一切对象之上，凌驾于幸与不幸、正义与邪恶之上。在这个世界上，能给我们带来欢乐的是我们的劳动能力不断强大，它把我们引向成功。人的智慧表现在他的行动之中，因为每个人都是他自我劳动的产物。里希特尔指出：“善行如一口钟，它清脆的声音回荡在天空中。”
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积极活跃而又富有同情心的接触和交往，比任何形式的苦思冥想和离群索居，更能充分地为将来健康而又精力充沛的行动做好准备。“通向天堂的生活方式，”斯维登堡说，“不是那种离群索居的生活，而是在现实中积极行动的生活。仁爱，包括在任何活动和工作中都诚实公正，听从上帝的旨意，这并不困难。但是，仅仅过一种虔诚的生活，是与通向天堂的路背道而驰的。尽管一般人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是通向天堂的。”他所说的话，对那些认为为在天堂中生活得更长久，就得发誓在尘世中忍受贫穷和过隐居生活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反驳。
对很多人来说，信仰纯粹是个口头上的言语问题。就言语本身而言，我们只说那些我们认为正确的话。但是，言语不会产生行动、思想和举措，也不会通向纯洁、善良和诚实。人们在宗教信仰方面的敷衍太多，而具有的勤勤恳恳工作热情太少。关于信仰方面的著作已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了，但是，体现在人的品格和行动之中的真正信仰比这些著书立说要有益得多。一个人如果不具备真实而又坚强的意志把他引向善行，他要么成为沉溺于声色享乐的玩物，要么成为一个游手好闲的无耻之徒。
当前，困扰着英国青少年的一个最大危险就是懒惰。那种称之为“文化”的东西实际上什么也不是。它或许是与最卑鄙下流的道德品质紧密相关，对权势者奴颜婢膝、摇尾乞怜，对下层社会和穷苦百姓则傲慢无礼。这些举止轻浮、懒散无礼的青少年没有任何信仰，不崇拜任何偶像，也没有任何志向。他们甚至对正义最终战胜邪恶也心存疑虑。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女性化了的男人，他们总是说“男女都是一样的”，“这没有什么意义”。其实男女并不是一样的，即使100年以后男女也不会一样。个体的生活反映着整个社会的生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职责需要完成，有自己特殊的工作需要去做。否则他将遭受痛苦，别人也会因为他而遭受磨难。他的懒惰传染给了别人，树立起一个极坏的榜样。毫无意义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种过早的夭折，使人成为行尸走肉。
许多年轻人总是满腹牢骚，成天发个不停，却不肯采取任何行动，着手去做那些自己梦寐以求的事情。钱宁博士注意到了他们的这一缺陷。他悲叹着说，许多年轻人都会在一所绝望的学校中成长。生活有意义吗？当然没有，如果我们只是在无所事事中虚掷光阴，甚至连阅读也常常被认为是智力的浪费。他们对教养毫无兴趣，因此，你所见到的都是些怨天尤人、漫不经心和老于世故的青少年。他们的精神只对智力和精明感兴趣，喜欢对别人的行动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而他们自己却什么事也不做。他们对别人的认真和热情冷嘲热讽，这些理性的漂泊者被一种可悲的冷漠主宰着。他们的灵魂，如果他们还意识到自己有灵魂的话，是在随风飘荡、任意东西。他们不相信自己所了解的东西。这样的心灵所接受的思想当然不会产生任何行动。他们没有任何原则或信仰，信仰的成分全然被忽视了。他们没有信念，当然也不会有任何成就；他们没有效仿高尚人物的期望，没有获得高尚思想观念的热情，更没有拥有高尚品格的志尚。
拥有太高的智力，却毫无信念；拥有太多的知识，却毫无智慧；这些年轻人具有太多的“文化”，却毫无仁慈之心。一个国家可以只拥有优雅的举止，而不再拥有其他任何东西。知识和智慧有天壤之别，不能混为一谈，两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博学是否会产生智慧和善行，是大可值得怀疑的。费拉隆曾经说过，与其热爱好书，不如自己做一本活生生的好书。各种各样的阅读材料或许会给我们带来愉悦，但不能给心灵提供精神食粮。圣安塞姆说：“上帝往往成就那些没有知识的人的生活，因为他们追求的是神的事业；而不回应那些拥有才华的博学者的生活，因为他们追求的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一个伟大的法国作家给他的同代人描绘了这样一幅肖像：“在每一方面你都会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对信念和职责漠不关心，他们有的只是对感官快乐和金钱的热情，因为它们能获得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金钱来购买——良心、荣誉、信仰、观念、尊严、权力、体贴和自尊。所有的真理和所有的美德都只剩下巨大的残骸。而一切哲学理论，一切不敬神灵的学说，都已自我解体，被这种漠不关心的制度所吞噬。真理和谬误同样赤裸裸地被拖进了坟墓，而这座坟墓现在已空空如也，连尸骨也找不到一根。”
然而，我们将通过“文化”得到补偿。这是一个来源于德语的新词。很多人都崇拜“文化”。“文化”是他们唯一的信仰。这是一种经过了精巧的修饰的理智上的犬儒主义和怀疑论。持这种学术观点的人往往在生活中表现出一种极度的超越，就像莫里哀在《伪君子》中所塑造的那些人物，“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之感到惊讶”是他们的座右铭。他们嘲笑那些由来已久的美德，诸如勤奋、自制、充满活力和自助等。唯一的信念就是无情的否定。在他们那里，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崇拜，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期望。他们怀疑一切，自己什么事也不做，却对别人的工作全部否定。除了自己，他们不相信任何东西。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上帝。
歌德是感性或者说是文化的创造者，但是，和席勒的一样，歌德的诗没有展示出任何行动。他的著作都是不结果实的花朵。他是一个只与女人的爱情做交易的商人。他通过自己的魅力使女人依附于自己。“如果他的心中没有了女人”，歌德的传记作家写道，“他就会像一个没有了解剖对象的解剖学外科医生。他曾经说过巴尔扎克的每一篇好的小说似乎都是挖掘了一个痛苦女人的心中隐私。巴尔扎克或许也可以用同样的话来回敬他。歌德幼年时期对自然史非常喜爱。他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曾经把花朵撕成碎片，想看看那些花瓣是怎样镶嵌在花萼之中；甚至还拔掉鸟的羽毛，看看它们是如何插在鸟儿的翅膀上。’贝蒂拉曾经对霍顿勋爵说他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过女人。他的所有情人，不论其地位高低，都强烈反对他的这种活体解剖方式。他的魅力是非凡的。或许是为了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他总是想表现出这种强烈的感情，在肆意夸张这种感情时他毫无顾忌，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就像一个画家为了表现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个典型人物所受的肉体上的巨大痛苦，在创作时往往会在他的身体肋部插进一根长矛。这种情况下，洞察秋毫的能力需要相当的冷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歌德，他就像《厌世者》中的英雄。当所要求的一定程度的激动已经抵临时，他把手指放在脉搏上，避开过分的狂热和高度兴奋。歌德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他把任何事情都当作冒险或爱情来考虑，习惯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待他所熟悉的任何一个女性，他发现减轻一种灾难或者失望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写出来。”（注：《歌德》，A。海沃德著。）
与富有的心灵相比，炫耀自己仅有的智力是多么的愚蠢啊！它无用、卑贱，干硬的躯体无法承载包含所有的理解能力，等待破译。如果灵魂无法给躯体增添湿度和活力、物质和现实、真理和欢乐，那么，它将只是一个死气沉沉的骨架，一些机械联系在一起的干瘪的骨头。每个人都会记得谦虚的牛顿所说过的一句名言。牛顿，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他创立了流体力学，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发现了光的可分解性。他感到自己只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在他面前是无边无际的真理的海洋，这都等待着人们去探索。现在，哪一个哲学家会做如此坦率的表白呢？
“真理，”德梅斯特伯爵说，“人只能通过他心灵的精神去获得。一个善良的人往往会吃惊地发现那些才华出众的人总是拒绝接受那些显而易见的真理。这些人欠缺某一方面的才能，事情就是这样。即使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如果他对上帝没有敬畏感，那么，我们不仅不能征服他，而且也没有办法使他理解我们。”汉弗莱·戴维爵士也说：“在生活中，理性往往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它摧毁了人的感情，而代之以谨小慎微的原则。”
然而，关于职责的最广阔的天地是在文学领域和书本知识之外的。人，与其说是有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社会性的存在。人类文明的精髓是从社会交往中而来的，诸如礼貌、自尊、相互容忍和为了利他而自我牺牲。人类的经验要比文学宽阔得多。生活本身就是一本与生命共始终的书，不过，要读懂这本难度很大的书是需要智慧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维妮女士说，“文明的观念是与读书写字密不可分的。现在，只有愚蠢和无知的人才不会读写。但是，在50年以前，读书，除了最高形式的教育外，是例外的事情。那些极其聪明的男人和女人们，除了《圣经》外，几乎不需要凭借其他什么帮助，就可以提出一些极其难能可贵的思想。那时，即使在上层社会的女性中，读书也不是很普遍的现象。‘我的祖母在写字时，几乎不知道单词该怎么拼写。除了《圣经》外，她没有读过别的什么书，’一位很有鉴别能力的法国人说，‘但是，她比现在的女性要优秀和聪明得多。’”
在古代，通常会把一些职责交由男孩子去完成，以此作为一种考验。如果他失败了，这是非常有失体面的事情；如果他顺利完成了，那他也只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至于通过教育的方式把人类提升到一个非常高尚的道德境界这样一种梦想，”休·米勒说，“只是时代的一种幻想，就像幻想只通过一种炼金术的方法就可以点石成金一样。”
毕竟家庭是进行培训的最好学校。家庭生活是上帝用以熏陶青少年的手段，而家庭主要是由女性来营造的。“法国的希望”，奥尔良大主教说，“寄托在母亲们的身上。”英国也同样如此。但是，天哪，我们到处可以听到妇女们的大声疾呼，她们在抗议自己的女性气质，在竭尽全力地抛弃她们身上所具备的那些最为可爱的品格。她们要求权力——政治的权力，殊不知，世界的面貌完全是由她们在家庭中所造成的影响决定的。她们坚信选举的可能性，要求“给予选举权”。难道她们真的相信：如果她们拥有每3年或5年在议会代表选举中的选举权，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因此更美好吗？圣保罗给了待在家中和在家中劳作的女性荣誉勋章，因为他意识到家庭是社会的结晶体，家庭中的爱和职责是来自我们最亲爱的人的最好的保护伞。最近有一个作家，在描述了女性所应具备的天性之后，她指出，“看到现在的女性很容易被人煽动，去追求那些新潮的思想和工作，这真让人感到担忧。通向天堂的路，对她们比对她们的母亲和祖母要遥远得多。对她们来说，信仰是苍白无力的，她们没有把自己托付给安全可靠的上帝，也没有想着去完成仁慈的上帝所授予自己的职责，因而心灵空虚。”而这位作家本人就是个女性。
在最近发生的普法战争之前，斯托弗尔男爵受派遣去调查普鲁士和法国的舆论和道德状况。他在调查报告中指出：“军队中的纪律取决于社会和家庭中的纪律。普鲁士国家的青少年都被训练成了普遍服从、尊重权威的人，尤为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恪尽职守。但是，这些在法国家庭中不存在的纪律又怎能在法国军队中存在呢？而且，让我们看看家庭之外的圈子，在法国公立中学、中小学和大学中，我们是否采取什么措施使孩子们尊重他们的父母、忠于职守、服从权威和法律呢？更重要的是，是否使他们相信上帝了呢？没有，连与此相关的事情我们都不曾去做。其结果是，每年我们送到部队去的那些年轻人，完全缺乏宗教原则和正确的道德观念；他们从孩童时代起，就不习惯约束、服从，对任何事情都讨价还价、不尊重。然而，却有人伪称：只要这些毫无纪律毫无原则的青少年进了军队，我们就可以立即使他们习惯于纪律。这些人也承认军队中的纪律只不过是个人生活中的原则——即责任感、服从上级的指派、遵守政府的法令和各种规章制度。……在环境的压迫下，一时建立起来的虚假的纪律，持续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一旦面临严竣的考验，它就会立刻化为乌有。”不用说，事实证明，斯托弗尔男爵的这些话是千真万确的。
在英国，是否也在经历着同样的过程呢？规模不断扩大的民主潮流正淹没了那些与人相处的原则和高尚的道德品质。这个虚荣心极重的民族，到处炫耀着自己的财富、力量、资源、海军和其他军事力量以及在商业方面的优势。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在几年之中丧失殆尽。和荷兰一样，可能成为一个富裕但又相当弱小的民族。民族取决于组成它的各个个体。一个民族的公民，不论是个体或者集体，如果都不具备高尚的品德，不忠于职守，不崇尚荣誉和公正，那么，这个民族是绝不会因此而闻名于世。
德比勋爵在他最近的一次演说中指出：“一位品德极为高尚的人前天对我说，他认为，自从滑铁卢战役以来，那些使整个民族保持活力和强大的品质都在持续地走向衰落。虽然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从他的神态举止和说话的语调我可以推断，他认为想恢复这些品质已为时太晚，一场巨大的灾难犹如洪水猛兽即将降临。那些行将就木的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将不会看到这种情形。在一定的条件下，这场灾难是肯定会出现的。”
这些话语是一种严重的警告。是否会和100年前的法兰西一样，灾难如期降临呢？诺曼·麦克劳德博士最近指出：“目前存在的这种混乱状况是从1815年战争之后不久就开始的，如同宗教改革时期一样，时下处于多事之秋，令人最难以忍受。一方面，关于一切事物，包括社会的、政治的、科学的、哲学的和神学的陈旧的思想观念都已被打碎。尽管那些摧毁旧的传统的一方愚蠢而又自负，但是，人数更多的另一方，有着难能可贵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巨大的责任感。如果反复地思考，我们就会知道这些人有着对代表真理的上帝的坚强信念。至于苏格兰人，现在跟他们谈信仰还为时过早。我们忽略了一些大的世界性问题，争论平庸得就像粗野的女人在争论到底是滑冰鞋还是比目鱼。”
关于未来的前景，还有什么比看到那些男人和女人用一生的精力，把他们父辈早就深信不疑的基本原则理论化或加以怀疑而更令人忧虑呢？只有信仰这些基本的准则，他们的忠诚、善良和成就才会有保障。有两种思想，一旦被心灵所接受，就会改变我们全部的生活过程——这两种思想，一种认为尘世只是永无止境的生存状态的开端；另一种则认为今生活着的人还会有来生。每个人既可以选择善行，也可以选择邪恶。那么究竟谁的力量更为强大呢？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我们觉醒的良心和受到开化的意志。我们在完成各种各样职责的过程中或许无法避免困难和悲伤，但是，这些职责必须完成，而且必须心情愉悦地去完成，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善行给我们自己以力量，同时也激发他人去行善。善行是实干家的宝贵财富。因此，让我们振作起来，强化精神的力量，为将来的行动做好准备吧。这，就是人生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