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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航海条例》被废除，到19世纪中期英国确立了单方面自由贸易政策。英国的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也在悄悄转型，逐渐与工业资本合流，土地阶层不再垄断政治。资本的无界、流动性原则终于战胜了土地的有界、固定性原则，英国在制度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型也完成了。
伴随着工业革命，一场精神革命也在英国发生，这就是起于18世纪中后期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它促成了英国在精神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向。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以全球为其思考单位，提出，全球普遍市场的运行，最终会展开为一个世界历史过程。通过不断的商业交互与技术传播，包括对于亚非等地落后民族的传播，最终带来人类对于自由的普遍享有。这样一种论证，使得后来英国所推行的自由贸易获得了高度的伦理正当性，其支撑的全球普遍秩序被承认为一个可欲的秩序。英国成为一个全方位世界主义的领导性国家，英国的国家利益也正在这一世界主义转型中获得了最大的实现。<span class="mark" title="相关的讨论，亦可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三小节、第六章第二节第一小节的相关内容。">
到19世纪后期，发生了以电力、内燃机、化工等产业为主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英国在这些领域没有优势，逐渐将制造业龙头的地位让给了美国和德国。但伦敦仍然是世界金融中心，掌控着国际金本位，从而掌握了国际经贸秩序的根本；帝国海军仍然是世界海洋和平的保障。英国仍旧是世界霸主，美国和德国正是在英国给定的规则秩序内崛起的。
就地缘结构而言，美国是一个超级岛国，它也拥有成为海洋霸主的潜力。但美国本身又是大陆规模的国家，庞大的内部市场使其经济有着相当的自给性；再加上其清教立国精神，拒绝旧大陆“不道德”的均势政治，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力图构筑一种新的理想政治，迟迟不愿与外部世界发生政治联系。因此，美国的经济力量一直未能为其带来相匹配的国际政治影响力。
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使得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黄金储备，其经济开始有了一种世界主义品性；美国的军队成为决定欧洲战场命运的力量；在凡尔赛和会上，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民族自决和集体安全理念获得了普遍的赞许，美国一跃掌握了世界伦理的制高点，其在国家理想上遂也有了一种世界主义品性。吊诡的是，这种世界主义伦理，同样来源于清教精神。清教徒自视为上帝选民，孤芳自赏，在自己尚弱小时，宁愿孤立起来，以免被邪恶的旧世界所玷污；但是清教徒也有一种普世情结，希望把自己的价值推广到全世界，以消除旧世界的邪恶，一俟自己的力量足够，便会迸发出强烈的世界主义热情。
但是威尔逊总统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国际制度框架，作为其理想与实力的中介性要素。他所设计的国际联盟方案，没有独立的行动力，被英法的意志所劫持，集体安全的精神丧失掉了；他殚精竭虑斡旋出来的《凡尔赛和约》，对于他所推动的民族自决原则半心半意，又对战后秩序没有一个可行的安排，更兼对于德国过分苛刻以致丧失正当性。这些问题使得，在国际上，威尔逊各种主张的道义真诚性大受质疑；在国内，国会又质疑威尔逊，认为他把美国引入旧世界的均势政治之中，遂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这一系列挫败，使得美国在精神上再转回到孤立主义，并未完成世界主义转向。
真正的转折点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前期美国仍抱守孤立主义，但《租借法案》已经彰显出其作为“民主国家兵工厂”的巨大经济潜力；到正式参战后，美国的巨大生产能力马力全开，令其他所有国家相形见绌；战后初期，美国的工业产量占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半以上。战争也使得美国成为真正的海洋霸主。战后所建立的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等等一系列国际制度，使得美国所欲想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世界新秩序获得了可行的制度框架。不久后冷战爆发，美国面对的不再是搞均势政治的旧世界，而是另一个抱持普世主义精神，却与美国的理念尖锐对立的阵营，这又将清教徒的普世主义热情强烈地激发出来。美国的国际战略与国民的精神冲动于此形成共振，构成一个巨大的动员力量，内政外交于是联立起来。美国的世界主义转向就此实现。
<span class="bold">四、陆地霸主的自我超越：以德国为例
德国是列强当中的后来者，迟至1871年才完成统一。然而一旦完成统一，德国的发展便走上了快车道。它在军事实力上已然是欧陆第一强国，在经济上也颇有后来居上之势。德国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其重工业水平罕有其匹，一跃成为欧陆第一强国，经济力量也具有了超国界的意义。凯恩斯曾评论道，一战前“欧洲的经济体系是以德国为中心支柱建立起来的，德国以外的欧洲的繁荣主要依赖于德国的繁荣和德国的企业。……莱茵河以东的所有欧洲国家都并入了德国的工业轨道，它们的经济生活也相应地被调整了”<span class="mark" title="［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第13—14页。">。
德国的迅猛崛起仿佛兑现了大半个世纪之前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承诺。中世纪以来，德意志更多的是个地理概念而非政治概念，它处在分裂破碎的状态当中，屡受外敌入侵，生灵迭遭涂炭。法国大革命开创了民族主义的时代，在德国激起了深刻的民族主义思考。在法国入侵的背景下，费希特吹响令德意志民族精神觉醒的号角：“只有德意志人，只有这种本原的、不在任意组合中消失的人，才真正是一个民族，才有权期望做一个民族；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对自己的民族有真正的和合理的爱。”<span class="mark" title="［德］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梁志学、沈真、李理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8页。">德国浪漫派诸哲则到民间、到传统中，寻找德意志的生命元力所在，从中辨读出德意志引领人类的可能性。破碎的德意志，就这样先在思想中成为统一的实体，此亦可为大陆国家“精神引导物质”的一个例证。
德国的经济崛起，也并不是到统一后才开始，而是在19世纪30年代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之际即已打下基础。1840年，由英国派出对普鲁士的商业同盟进行调查的约翰·鲍林博士，在其调查报告中列举了他认为德国超过英国的工业和工艺技术，包括冶金工业、金属加工业，以及大大受益于德国较好的科技知识及教育的化工行业等。<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英］克拉潘《1815—1914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傅梦弼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22—124页。">
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是关税同盟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他从理论上批判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为一种空洞的学说，因为它只从个人与世界主义这两个角度出发，忽视了国家这个中介。李斯特看到了亚当·斯密所主张的普遍自由贸易秩序，背后深藏着英国的国家利益，所以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出“国家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不但有理由而且有责任对商业（它本身是无害的）也加以某种约束和限制”<span class="mark" title="［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46页。">。这是民族主义的经济学表达，它向下一直影响到马克斯·韦伯早期的经济学思考。韦伯曾明确提出：“民族国家无非是民族权力的世俗组织。在这种民族国家中，就像在其他民族国家中一样，经济政策的终极价值标准就是‘国家理由’。”<span class="mark" title="［德］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93页。">
19世纪后期，德国通过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实现了崛起，拥有了超民族的影响力，但其所构造的经济圈始终只能作为英国主导的全球经贸秩序下面的一个次级结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德国只是在工业运行状况上超过英国，就附加值的生产而言，德国企业界为了实现相近甚至还略小的经济附加值增长，不得不以比英国快差不多三倍的速度扩大其工业产量。英国依凭自己对于全球资本和贸易秩序的掌控，轻轻松松地获取利润，令德国苦恼不堪。
对德国来说，此时最优策略是，利用其超国界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在欧洲大陆领导建设平等、开放的区域秩序，形成超德意志的普遍性框架。这个区域秩序在世界经贸秩序中占有巨大份额，因此有能力对英国主导的全球经贸秩序进行不声不响的改造；德国便可以和平的方式对英国所攫取的超额利润进行再分配，并承担起自己的世界责任。
然而德国若想做到这一点，前提是它的精神必须实现世界主义转型，实现自我超越，超越过去赖以成功的民族主义政策。这种精神转型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知识群体的精神解放，他们要能够公开地辩论并表达出这种转型的必要性，以及指出其方向。另一是国内制度的相应转型，通过宪政改革使得更多的人能够真正地参与到政治活动当中，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培养起国民的政治成熟度，使其有政治辨识力，同时使得具体的政策形成机制可以约束领导人的过分野心；而不是像俾斯麦的统治手段那样，以大量的社会福利法案来收买下层民众，将其选票掌握于自己的手中，以驯服议会，独握权柄。
历史现实是，转型所需的这两个条件在当时的德国都不具备。一俟俾斯麦下台，他的后继者没有能力像他那样“同时玩五个球”，欠缺政治成熟度的德意志便在民族主义狂热的激动下，转向对“阳光下的地盘”的攫取。在国际政治层面，组建了撕裂普遍空间秩序、以对抗性为目的的同盟体系；在国际经济层面，努力构造非普遍性的关税体系，以及诸多双边清算体系。这些努力的逻辑终点，是一个以德国为中心的等级国际结构。这令其周边国家恐惧不已，只好引来支撑着开放性体系的全球霸主国家与其对抗。最后，德意志两次走向自我毁灭。
德国的第二次自我毁灭更加彻底，也激起了德国人更为深刻的反思。战后成立的联邦德国，在冷战背景下，面对着两个必须同时实现的任务：一是国家重建，二是取得世界的信任。如果仍以民族主义观念来引导的话，这两个任务彼此矛盾，结果哪一个都无法实现。
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清晰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超德意志的欧洲框架，德国的重建必须以这个框架为前提。阿登纳就此引领德国开始了其精神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型。他后来回忆道：“我们过去由于战争而负罪深重；现在，我们德国人不是更有责任，要用我们全部精神的、道德的以及经济的力量，为这一个（联合起来的——笔者注）欧洲的诞生，为使这个欧洲成为和平的因素而奋斗吗？”<span class="mark" title="［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第一卷（1945—1953），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76页。">阿登纳更进一步设想了以德国和法国为“欧洲合众国”引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以使欧洲有能力应对冷战的挑战，从而奠立欧洲特殊的历史地位。阿登纳的远见带来了德国与欧洲的和解，启动了欧洲联合的进程。此后，德国不再是德国人的德国，而是欧洲人的德国，德意志在欧洲架构内重新定义了自身。看似不可能的双重任务，就这样实现了。
与德国自我超越的精神转型并行，法国也出现了这种精神转型。二战行将结束之际，科耶夫向戴高乐提交了《法国国是纲要》一文，提出，二战证明，一个民族国家再优秀，也不可能有效维系自身的地位了。未来是帝国的时代，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资本主义帝国和苏维埃帝国将统领世界。法国若不能实现某种超越民族主义的精神转型，领导欧洲国家建立起一个超越于法国之上的拉丁天主教帝国，则法国和欧洲都将沦入二流甚至三流的境地；而一旦能够引领欧洲完成这种联合，新的帝国将成为美苏之外的第三力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要素，以及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涵养之所。<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法］亚历山大·科耶夫《法国国是纲要》，载邱立波编译《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华夏出版社，2008年。">这篇文献在相当程度上为后来的欧洲联合奠立了伦理基础，科耶夫也成为法国参与欧洲联合的谈判代表。在阿登纳苦苦思索联邦德国与法国更具体的和解方案之际，正是法国外长舒曼率先提出了建立欧洲煤钢联营的“舒曼计划”。<span class="mark" title="阿登纳回忆，舒曼就该计划写来的私人信件中提到，他的建议所要达到的不仅仅是经济性目的，更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性目的；阿登纳评价“舒曼计划”为“完全符合我长久以来所主张的关于欧洲基础工业联营的设想”。参见［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第一卷（1945—1953），第373—374页。"> 两个引擎国家同步实现世界主义转向，是欧洲联合能够成功的一个前提。大陆国家的世界主义转向很难孤立完成，它一定是在一个更大的结构当中实现。
更进一步，欧洲联合的理想不是二战后才出现的，至少可以追溯到法国思想家圣皮埃尔在18世纪初所提出的欧洲联邦的主张。如果说欧洲联合是一个国家间的契约的话，其致命问题在于一直找不到一个公认的第三方执行人，对违约方施以惩戒，以作为契约执行的担保，如果各国面对违约可自力救济，则相当于没有联合。故而，欧洲联合长期以来只能作为梦想存在。到了冷战时期，美国作为一个第三方执行人出现了，欧洲联合才成为现实。所以，可以说陆地霸主实现转型后所推动建立的区域秩序，仍是全球霸主所给定的全球秩序下的次级结构。只不过，此时无论顶层结构还是次级结构，都已经是开放、自由的秩序，从而可以相互渗透，进而形成融合关系，其间的等级界限便也消弭而去了。<span class="mark" title="这样一种顶层结构与次级结构相互之间开放、互相渗透的政治经济秩序，卡赞斯坦称之为“多孔化”秩序，它是我们理解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向度。参见［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阿登纳和戴高乐等政治家所开启的努力，使得欧洲各国都成为欧洲取向而非本国取向的国家。随着各国实力的变迁，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德国成为欧洲的德国，而欧洲也已成为德国的欧洲。德国在今天对于欧洲的影响力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大，但欧洲人对其也还是充满了信靠。德国的国家利益正是在这样一种对自我的超越当中，获得了真正的实现。
咨诸历史，无论海洋国家还是大陆国家，其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精神自觉，一定都会通过自我超越，将自己虚化为秩序的背景，而真正地成就自身。不同的地缘处境，可能会让踏上这条路的节奏有所差别，走过来的成本也可能会有所差别，但最终都一定会来到这里。
，1849年《航海条例》被废除，到19世纪中期英国确立了单方面自由贸易政策。英国的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也在悄悄转型，逐渐与工业资本合流，土地阶层不再垄断政治。资本的无界、流动性原则终于战胜了土地的有界、固定性原则，英国在制度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型也完成了。
伴随着工业革命，一场精神革命也在英国发生，这就是起于18世纪中后期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它促成了英国在精神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向。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以全球为其思考单位，提出，全球普遍市场的运行，最终会展开为一个世界历史过程。通过不断的商业交互与技术传播，包括对于亚非等地落后民族的传播，最终带来人类对于自由的普遍享有。这样一种论证，使得后来英国所推行的自由贸易获得了高度的伦理正当性，其支撑的全球普遍秩序被承认为一个可欲的秩序。英国成为一个全方位世界主义的领导性国家，英国的国家利益也正在这一世界主义转型中获得了最大的实现。<span class="mark" title="相关的讨论，亦可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三小节、第六章第二节第一小节的相关内容。">
到19世纪后期，发生了以电力、内燃机、化工等产业为主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英国在这些领域没有优势，逐渐将制造业龙头的地位让给了美国和德国。但伦敦仍然是世界金融中心，掌控着国际金本位，从而掌握了国际经贸秩序的根本；帝国海军仍然是世界海洋和平的保障。英国仍旧是世界霸主，美国和德国正是在英国给定的规则秩序内崛起的。
就地缘结构而言，美国是一个超级岛国，它也拥有成为海洋霸主的潜力。但美国本身又是大陆规模的国家，庞大的内部市场使其经济有着相当的自给性；再加上其清教立国精神，拒绝旧大陆“不道德”的均势政治，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力图构筑一种新的理想政治，迟迟不愿与外部世界发生政治联系。因此，美国的经济力量一直未能为其带来相匹配的国际政治影响力。
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使得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黄金储备，其经济开始有了一种世界主义品性；美国的军队成为决定欧洲战场命运的力量；在凡尔赛和会上，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民族自决和集体安全理念获得了普遍的赞许，美国一跃掌握了世界伦理的制高点，其在国家理想上遂也有了一种世界主义品性。吊诡的是，这种世界主义伦理，同样来源于清教精神。清教徒自视为上帝选民，孤芳自赏，在自己尚弱小时，宁愿孤立起来，以免被邪恶的旧世界所玷污；但是清教徒也有一种普世情结，希望把自己的价值推广到全世界，以消除旧世界的邪恶，一俟自己的力量足够，便会迸发出强烈的世界主义热情。
但是威尔逊总统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国际制度框架，作为其理想与实力的中介性要素。他所设计的国际联盟方案，没有独立的行动力，被英法的意志所劫持，集体安全的精神丧失掉了；他殚精竭虑斡旋出来的《凡尔赛和约》，对于他所推动的民族自决原则半心半意，又对战后秩序没有一个可行的安排，更兼对于德国过分苛刻以致丧失正当性。这些问题使得，在国际上，威尔逊各种主张的道义真诚性大受质疑；在国内，国会又质疑威尔逊，认为他把美国引入旧世界的均势政治之中，遂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这一系列挫败，使得美国在精神上再转回到孤立主义，并未完成世界主义转向。
真正的转折点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前期美国仍抱守孤立主义，但《租借法案》已经彰显出其作为“民主国家兵工厂”的巨大经济潜力；到正式参战后，美国的巨大生产能力马力全开，令其他所有国家相形见绌；战后初期，美国的工业产量占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半以上。战争也使得美国成为真正的海洋霸主。战后所建立的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等等一系列国际制度，使得美国所欲想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世界新秩序获得了可行的制度框架。不久后冷战爆发，美国面对的不再是搞均势政治的旧世界，而是另一个抱持普世主义精神，却与美国的理念尖锐对立的阵营，这又将清教徒的普世主义热情强烈地激发出来。美国的国际战略与国民的精神冲动于此形成共振，构成一个巨大的动员力量，内政外交于是联立起来。美国的世界主义转向就此实现。
<span class="bold">四、陆地霸主的自我超越：以德国为例
德国是列强当中的后来者，迟至1871年才完成统一。然而一旦完成统一，德国的发展便走上了快车道。它在军事实力上已然是欧陆第一强国，在经济上也颇有后来居上之势。德国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其重工业水平罕有其匹，一跃成为欧陆第一强国，经济力量也具有了超国界的意义。凯恩斯曾评论道，一战前“欧洲的经济体系是以德国为中心支柱建立起来的，德国以外的欧洲的繁荣主要依赖于德国的繁荣和德国的企业。……莱茵河以东的所有欧洲国家都并入了德国的工业轨道，它们的经济生活也相应地被调整了”<span class="mark" title="［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第13—14页。">。
德国的迅猛崛起仿佛兑现了大半个世纪之前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承诺。中世纪以来，德意志更多的是个地理概念而非政治概念，它处在分裂破碎的状态当中，屡受外敌入侵，生灵迭遭涂炭。法国大革命开创了民族主义的时代，在德国激起了深刻的民族主义思考。在法国入侵的背景下，费希特吹响令德意志民族精神觉醒的号角：“只有德意志人，只有这种本原的、不在任意组合中消失的人，才真正是一个民族，才有权期望做一个民族；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对自己的民族有真正的和合理的爱。”<span class="mark" title="［德］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梁志学、沈真、李理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8页。">德国浪漫派诸哲则到民间、到传统中，寻找德意志的生命元力所在，从中辨读出德意志引领人类的可能性。破碎的德意志，就这样先在思想中成为统一的实体，此亦可为大陆国家“精神引导物质”的一个例证。
德国的经济崛起，也并不是到统一后才开始，而是在19世纪30年代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之际即已打下基础。1840年，由英国派出对普鲁士的商业同盟进行调查的约翰·鲍林博士，在其调查报告中列举了他认为德国超过英国的工业和工艺技术，包括冶金工业、金属加工业，以及大大受益于德国较好的科技知识及教育的化工行业等。<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英］克拉潘《1815—1914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傅梦弼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22—124页。">
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是关税同盟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他从理论上批判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为一种空洞的学说，因为它只从个人与世界主义这两个角度出发，忽视了国家这个中介。李斯特看到了亚当·斯密所主张的普遍自由贸易秩序，背后深藏着英国的国家利益，所以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出“国家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不但有理由而且有责任对商业（它本身是无害的）也加以某种约束和限制”<span class="mark" title="［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46页。">。这是民族主义的经济学表达，它向下一直影响到马克斯·韦伯早期的经济学思考。韦伯曾明确提出：“民族国家无非是民族权力的世俗组织。在这种民族国家中，就像在其他民族国家中一样，经济政策的终极价值标准就是‘国家理由’。”<span class="mark" title="［德］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93页。">
19世纪后期，德国通过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实现了崛起，拥有了超民族的影响力，但其所构造的经济圈始终只能作为英国主导的全球经贸秩序下面的一个次级结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德国只是在工业运行状况上超过英国，就附加值的生产而言，德国企业界为了实现相近甚至还略小的经济附加值增长，不得不以比英国快差不多三倍的速度扩大其工业产量。英国依凭自己对于全球资本和贸易秩序的掌控，轻轻松松地获取利润，令德国苦恼不堪。
对德国来说，此时最优策略是，利用其超国界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在欧洲大陆领导建设平等、开放的区域秩序，形成超德意志的普遍性框架。这个区域秩序在世界经贸秩序中占有巨大份额，因此有能力对英国主导的全球经贸秩序进行不声不响的改造；德国便可以和平的方式对英国所攫取的超额利润进行再分配，并承担起自己的世界责任。
然而德国若想做到这一点，前提是它的精神必须实现世界主义转型，实现自我超越，超越过去赖以成功的民族主义政策。这种精神转型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知识群体的精神解放，他们要能够公开地辩论并表达出这种转型的必要性，以及指出其方向。另一是国内制度的相应转型，通过宪政改革使得更多的人能够真正地参与到政治活动当中，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培养起国民的政治成熟度，使其有政治辨识力，同时使得具体的政策形成机制可以约束领导人的过分野心；而不是像俾斯麦的统治手段那样，以大量的社会福利法案来收买下层民众，将其选票掌握于自己的手中，以驯服议会，独握权柄。
历史现实是，转型所需的这两个条件在当时的德国都不具备。一俟俾斯麦下台，他的后继者没有能力像他那样“同时玩五个球”，欠缺政治成熟度的德意志便在民族主义狂热的激动下，转向对“阳光下的地盘”的攫取。在国际政治层面，组建了撕裂普遍空间秩序、以对抗性为目的的同盟体系；在国际经济层面，努力构造非普遍性的关税体系，以及诸多双边清算体系。这些努力的逻辑终点，是一个以德国为中心的等级国际结构。这令其周边国家恐惧不已，只好引来支撑着开放性体系的全球霸主国家与其对抗。最后，德意志两次走向自我毁灭。
德国的第二次自我毁灭更加彻底，也激起了德国人更为深刻的反思。战后成立的联邦德国，在冷战背景下，面对着两个必须同时实现的任务：一是国家重建，二是取得世界的信任。如果仍以民族主义观念来引导的话，这两个任务彼此矛盾，结果哪一个都无法实现。
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清晰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超德意志的欧洲框架，德国的重建必须以这个框架为前提。阿登纳就此引领德国开始了其精神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型。他后来回忆道：“我们过去由于战争而负罪深重；现在，我们德国人不是更有责任，要用我们全部精神的、道德的以及经济的力量，为这一个（联合起来的——笔者注）欧洲的诞生，为使这个欧洲成为和平的因素而奋斗吗？”<span class="mark" title="［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第一卷（1945—1953），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76页。">阿登纳更进一步设想了以德国和法国为“欧洲合众国”引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以使欧洲有能力应对冷战的挑战，从而奠立欧洲特殊的历史地位。阿登纳的远见带来了德国与欧洲的和解，启动了欧洲联合的进程。此后，德国不再是德国人的德国，而是欧洲人的德国，德意志在欧洲架构内重新定义了自身。看似不可能的双重任务，就这样实现了。
与德国自我超越的精神转型并行，法国也出现了这种精神转型。二战行将结束之际，科耶夫向戴高乐提交了《法国国是纲要》一文，提出，二战证明，一个民族国家再优秀，也不可能有效维系自身的地位了。未来是帝国的时代，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资本主义帝国和苏维埃帝国将统领世界。法国若不能实现某种超越民族主义的精神转型，领导欧洲国家建立起一个超越于法国之上的拉丁天主教帝国，则法国和欧洲都将沦入二流甚至三流的境地；而一旦能够引领欧洲完成这种联合，新的帝国将成为美苏之外的第三力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要素，以及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涵养之所。<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法］亚历山大·科耶夫《法国国是纲要》，载邱立波编译《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华夏出版社，2008年。">这篇文献在相当程度上为后来的欧洲联合奠立了伦理基础，科耶夫也成为法国参与欧洲联合的谈判代表。在阿登纳苦苦思索联邦德国与法国更具体的和解方案之际，正是法国外长舒曼率先提出了建立欧洲煤钢联营的“舒曼计划”。<span class="mark" title="阿登纳回忆，舒曼就该计划写来的私人信件中提到，他的建议所要达到的不仅仅是经济性目的，更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性目的；阿登纳评价“舒曼计划”为“完全符合我长久以来所主张的关于欧洲基础工业联营的设想”。参见［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第一卷（1945—1953），第373—374页。"> 两个引擎国家同步实现世界主义转向，是欧洲联合能够成功的一个前提。大陆国家的世界主义转向很难孤立完成，它一定是在一个更大的结构当中实现。
更进一步，欧洲联合的理想不是二战后才出现的，至少可以追溯到法国思想家圣皮埃尔在18世纪初所提出的欧洲联邦的主张。如果说欧洲联合是一个国家间的契约的话，其致命问题在于一直找不到一个公认的第三方执行人，对违约方施以惩戒，以作为契约执行的担保，如果各国面对违约可自力救济，则相当于没有联合。故而，欧洲联合长期以来只能作为梦想存在。到了冷战时期，美国作为一个第三方执行人出现了，欧洲联合才成为现实。所以，可以说陆地霸主实现转型后所推动建立的区域秩序，仍是全球霸主所给定的全球秩序下的次级结构。只不过，此时无论顶层结构还是次级结构，都已经是开放、自由的秩序，从而可以相互渗透，进而形成融合关系，其间的等级界限便也消弭而去了。<span class="mark" title="这样一种顶层结构与次级结构相互之间开放、互相渗透的政治经济秩序，卡赞斯坦称之为“多孔化”秩序，它是我们理解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向度。参见［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阿登纳和戴高乐等政治家所开启的努力，使得欧洲各国都成为欧洲取向而非本国取向的国家。随着各国实力的变迁，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德国成为欧洲的德国，而欧洲也已成为德国的欧洲。德国在今天对于欧洲的影响力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大，但欧洲人对其也还是充满了信靠。德国的国家利益正是在这样一种对自我的超越当中，获得了真正的实现。
咨诸历史，无论海洋国家还是大陆国家，其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精神自觉，一定都会通过自我超越，将自己虚化为秩序的背景，而真正地成就自身。不同的地缘处境，可能会让踏上这条路的节奏有所差别，走过来的成本也可能会有所差别，但最终都一定会来到这里。